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

上一篇: 宁夏回族自治区义务教育条例
下一篇: 陕西省人民武装系统兴办以劳养武经济实体的暂行规定

谈司法良心

良心，是道德评价的内在形式。它以内心自觉自愿的方式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和品质，调节自己的行为，作出道德行为的选择。良心，决定人的行为的取舍。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在从事道德行为时，良心就如同一盏指路灯，照明着我们前进的方向。高尚的人无论走向何处，身边总有一个坚强的捍卫者——那就是，良心。良心，起着控制、监督人的行为的作用。当他欲做恶事时，良心的谴责就会阻止他这样做。当他欲做善事时，良心的褒扬便会促使他义无返顾地干下去。良心是心头的岗哨，时刻监视着我们别做出不义的事情。良心，还起着评判行为的作用。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便是由于种种原因，一时糊涂做了恶事，良心的审判、良心的谴责，会使他纠正错误，改邪归正。良心的法庭，是永远不会休庭的。所以卢梭说得好：“良心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它是人类真正的向导。”而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也就是一个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是一个缺乏自我评价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是必然要做出危害他人和社会的恶事的，并且从来不会有良心的发现。
司法人员也是如此，要公正地执行法律，必须要有司法良心。司法良心是指司法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在履行对他人、社会的义务过程中形成的职业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它是司法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在司法工作者主体意识中的内在统一，是司法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表现。一个有司法良心的司法人员，具有鲜明的爱憎之心、极端的负责之心和自爱自尊自重自强之心。他把公正地执行法律作为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而视违反法律为羞耻、亵渎法律为自绝。他能够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有司法良心的司法人员的模范执法行为，常常使人潸然泪下。2001年2月12日《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动人的文章《父子情深，但法不徇情》，讲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约翰·库克大义灭亲的故事。一对在公园里幽会的恋人被杀，而凶手使用的AR——15冲锋枪，库克的儿子安迪也有。在库克的追问下，安迪承认是自己作的案。得知真情后，库克毅然决然地通知了承办此案的特工兰迪·厄普顿。但安迪在接受讯问时矢口否认该案与自己有关，库克上去做他的工作，也未见效果。当天晚上，安迪被控谋杀罪，但他从不肯谈案情。库克知道，最直接有效的证据在他手里：儿子亲口说的话。一年后，在法庭上，州检察官传最后一个证人：库克。库克低声但坚定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转述了儿子在自己面前承认是自己作案的话。退出法庭之前，库克鼓足勇气望着两名受害者的亲人，喃喃地说：“对不起。”陪审团退庭审议，结合其他证据，他们只花了一小时就判安迪犯了四顶一级谋杀罪，并处电椅死刑。库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历来信守联邦调查局信条：“忠诚，勇敢，正直。”他，是一位有司法良心的执法人员，良心促使他这样去做。
2003年4月25日《浙江法制报》也登载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报道《公安局长送父上囚车》。陕西省南商县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仲明华，小时候是孤儿，靠流浪讨饭生存。一年冬天，他在风雪中被冻得奄奄一息，幸亏被善良的农民仲林山、董荷花夫妻相救，他才死里逃生。仲林山、董荷花将仲明华收为养子。夫妻俩省吃俭用，将他培养成为大学生。可以说，养父母恩重如山，没有养父母，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仲明华的今天。然而，就在仲明华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时，养父却犯了虚报注册资本罪，而且是为了给仲明华解决住房才犯了罪。出事后，仲林山即外出藏匿。接到报案后，仲明华心里十分痛苦：立案吧，自己怎么对得起恩比天高、情深似海的养父；不立案，显然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他去做养母的工作，去做姐姐的工作，但她们都不理解他。此时，他恰好接到了养父的电话。他劝养父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但养父怕做牢，不肯来。仲明华马上将查明的该电话的地址，向局长作了汇报。追捕人员迅速出发，但未能抓到。几天后，养父又来了电话，他决定投案自首，并说为了养子的前途，断绝他们之间的关系。仲明华激动地泪流满脸：“不！爹，你永远是我的亲爹！”第二天上午，仲林山推门进了仲明华的办公室。望着被押上囚车的父亲，仲明华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洒落在庄严的警服上……如果没有司法良心，仲明华能够这样子去做吗？！
一个司法人员，假若没有司法良心，也就没有了灵魂。因为，良心是灵魂的声音，欲念是肉体的声音。灵魂良心的缺失，便是肉体欲念的弥漫。在这样的司法人员眼里，法律岂能成为至上的东西。公正司法，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高建山，是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这位承担着法律监督重任的司法人员，在办理一件强奸案时，竟不顾事实和法律，在人情面前，居然教唆犯罪嫌疑人的亲友，让被害人改变陈述。被害人在利益的诱惑下，将强奸说成是谈恋爱自愿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的检察官，导演出了极端邪恶的闹剧，在他的身上，还有一点司法良心的味道吗。
更有甚者，有的司法人员出于个人动机目的，干出丧尽天良的事来。甘肃省临洮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张文卓、缉毒队队长边伟宏，为了完成破案任务，获取重额奖金，竟然制造运毒假案，蒙冤人出租车司机荆爱国一审被判处了死刑。在上诉期间，公安机关破获了另一起贩毒案，揭开了案件的真相。原来，是张、边俩人让犯罪嫌疑人马进孝买来一点海洛因用石灰加工成3公斤，找个人送走，张、边在路上抓，这样就能人赃俱获。马进孝叫了出租车司机荆爱国，要他运一批货，货运到后付5000元运费。荆爱国没开出20公里，就被抓获。在毒品鉴定过程中，张、边有继续作假，使不到7克的海洛因，鉴定成了3669克，致荆爱国被处极刑（二审改判无罪）。事情到此还未完， 马进孝又供述了另两起假案。一起是马进孝帮助临夏州公安局禁毒支队原支队长丁永年制造假案，马进孝在自己家中加工了八块假海洛因，然后与丁永年商定到兰州找拉运毒品的出租车，在运输途中，由马进孝报告，丁永年出警抓人。这样，出租车司机杨树喜就成了冤大头，被一审判处死刑（后被无罪释放）。另一起是马进孝在西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赵明瑞和副主任科员倪兴刚的指使下，用同样的方法，制造了两公斤多的海洛因，叫歌厅座台女彭某运送。彭某自然被人赃俱获，被法院一审判处死缓（不知她的最后命运结果如何）。这些人的司法良心泯灭到如此地步，让人惊诧不已，又痛恨万分！
美好的社会，是充满着良心的社会。公正的司法，是蕴涵着职业良心的司法。真正的、人民信得过的司法人员，胸中必须有一腔司法良心。检察官作为司法者，掌握着人民所赋予的法律监督的重任。要出色地完成好这个重任，当然要有司法良心，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司法良心泯灭的检察官，必然要走向亵渎法律的堕落的深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扪心自问：“我的良心，您好吗？”我们要懂得，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因此，每一位检察官在知识的更新上，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在经验的积累上，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在理性的思考上，要勤奋、勤奋、再勤奋。惟有如此，我们的良心之树，才能如苍松般长青；我们才能赢得人民的赞誉：“你们是有良心的检察官！”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苗 勇
邮政编码 312400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法院1949年审判工作总结和该院组织机构及工作概况报告的批示
1950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法院：
你院七个月以来审判工作的总结报告，经本院各部门转辗传阅，故未早复。接到你们的这份总结报告后，后来又在《新建设》上看到你院王斐然院长在北大法学院所作的演讲稿“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两者作比较来看，在关于“审判工作的特点”和“审判工作的两个基本认识”上无论是政策观点和对问题的提法，讲演稿比之所总结较为恰当。例如原总结“两个基本认识”中引证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犯了法……”一段话随即解释为“人民犯法不是阶级本质，而是受了反动派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够慎重的。而在讲演稿中则有了改正，这种改正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讲演稿中对原总结所作的一切修正。望将原总结重加整理后，即可为你院内部业务学习材料。现就讲演稿中的个别问题提出两点意见，请参照原总结加以考虑：
第一，关于审判中的民主。讲演稿提到“有些司法人员把‘民主’错认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自然，那种在审判中滥用民主的现象是应该反对、纠正的。但如果因此就承认我们“审判也应该民主”，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因为一切为着人民利益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在我们全部审判活动，你们也是这样做了的。所有这些充分地表明着我们法院的民主的性质。所谓审判的强制性，也是民主的集中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审判活动中应该提倡的有领导的民主。
第二，关于判决的执行。讲演稿提到“若在执行时发现判决不妥当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发现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审判活动中的民主的特色。但“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这句话，似嫌笼统。判决执行是审判的最后结果，这种结果是向诉讼当事人甚至向社会公布宣布了的，那么，如在执行中判决失当而需要改正，这从我们政治责任上说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因此，改正判决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批评检查工作的过程。但应该指出在这种执行时，发现判决失当，必须依照一定的条件经过很慎重的程序，才可以改正原判，否则将会另外发生轻率改判，丧失审判应有的严肃性的种种流弊。关于这种改动原判决的条件和程序，在目前还没有诉讼法做根据的时候，我们认为如发现判决失当，原审机关的责任是迅速报告上级审判机关，在未获上级指示前，不能擅自进行修改原判的工作，这不但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责任问题，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

附：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北京市人民法院王斐然院长在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所作的报告
一、组织机构
（一）概况
北京市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分两大工作单位，一个是审判委员会，一个是秘书处。
审判委员会设办公室，下分两个组：一是民事组，下分十一个庭；二是刑事组，下分十个庭。各庭案件在审判前须送组审查，再经由办公室主任秘书核送院长兼审判长作最后决定。院长对一般简单案件，只能审阅判决书（原本），对重大案件，也必须详阅全卷，有时对判决书加以修正，有时则提出意见，发回另作。最近由审判委员会决议：加强“组”的责任，如“组”认为无问题，即可判决宣判，如认为有问题，始送办公室。重大问题得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此分层负责，可以缩短办案时间，更可培养与提高干部的能力。
审判委员会下更设：（1）调查组，负责案件的实际调查，如即深入民间查访；（2）执行科，下设有①执行排，有排长、政治干事、执行员等，执行过去法警、执达员，庭丁等的职务；②赃证物库；③检验室；④法医；（3）代书处；（4）问事处。
秘书处下面分：（1）干部科，（2）总务科，（3）文书科。
（二）干部情况
现有干部188人，内留用者108人，新参加者28人，自老解放区来的52人（其中10人为学生，有北大同学4人）。
接管时对人员的留用规定相当严格，旧推、检不经改造一律不用，书记官以下得在原岗位学习，旧法警、看守员等不用。旧推、检中虽有洁身自好的人，但由于多年来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其观点、立场、作风均须彻底改造。并且立即留用他们，也必引起人民的怀疑和不满。
审判干部的名称，现在不用“推事”，而用“审判员”。能胜任愉快担任审判工作者不多，所以分为三类：（1）审判员，（2）代理审判员，（3）学习审判员。这样可以广开门路，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干部来。三类审判员都可在判决书上署名（谁判的案子即写谁的名字），但对外负责，则是审判委员会的事情。从前的“书记官”现改称为“助审员”因为就其工作职务而言，叫“助审员”觉名实相称，而且可以加强其责任心，逐渐提为“审判员”。老解放区“审判员”多从录事、书记员等提拔起来的。
各区前有司法科，现虽无此名称，但各区仍作调解工作，凡经区调解未解决的案件，经判决后由法院将判决书正本送区参考。他们在工作中，也经常向法院要主意，法院对区的调解工作，有指导关系。
（三）组织上的特点
1．加强了宣传教育与研究工作。使人民了解法律、掌握法律、运用法律。
2．加强了干部工作。在过去这一段，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留用人员之学习与思想改造上。绝大多数的留用人员，经过学习、检讨、鉴定、评级评薪，由“试用”而“留用”而成了正式受委任的工作人员了。
3．集体领导。用会议解决问题，特别是对判决加以修改，旧司法人员由于有所谓“独立”的思想，起而极感不便，甚至很不乐意，现在因为认识的提高，则已逐渐习惯。
二、工作概况
（一）简要统计
1．审判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民事案接管141件，新收5110件，已结3114件，未结2137件。刑事案接管497件，新收8451件，已结7968件，未结1980件。共计接管638件，新收13561件，已结11082件，未结4117件。
2．相验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验尸621件，尸体649具，验伤341件。
3．执行排工作：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送达传票共26289件，从5月12日至10月底止，民事执行案件共收297件，已结161件；刑事执行案件共收1468件（人犯2155名），已执行1433件（2015名）。
4．问事处询问事件，从4月到10月共3853件。
5．代书处代书诉状：从3月18日到10月底共计民事1063件，刑事303件，共计1366件。
6．宣传报导工作：自3月19日到10月底止共发新闻107件（内报导31件，判决68件，司法动态8件）；从9月到10月底共广播6次。
7．看守所：自接管到现在共经手过人犯7494人，现押人犯1998人。
（二）工作改造
1．代书处：使人民直接与法院发生联系，不再受讼棍恶徒的敲诈剥削。代书写状不收费，完全是为人民服务。
2．问事处：也是使人民能直接和法院发生关系，好象医院的门诊部。若是工作做得好，这里就可以解决许多纠纷，不必再进行诉讼。对宣传解释政策法令，也起着相当作用。例如关于房屋租赁问题，问事处把军管会关于房屋问题的布告大字写出张贴起来，对问事的人，详加解释说明，人们的认识，很快趋于正确，心情也安定下来。
3．执行排：过去法庭、执行员、庭丁等都为非作恶，直接欺侮人民。现在旧人大部裁去，先从原有工役中选择少数可靠的组成执行排，施以教育，后更从老解放区学校中调来数十名受过训炼的荣军同志，分别充任看守所的看守员和执行员。过去许多工作制度，例如带差讨保，是为贪污敲诈造机会的，现在交保多请保人直接到法院来，更尽量减少形式主义（可有可无）的具保。
4．刑事组：现行值日制度，使当事人可与审判员当天见面，而把案件尽速解决。
5．集体审判：把法庭变作讲坛，通过这一方式，使政策、法令更易为人民大家所了解。
6．巡回审判：由审判员去就地审判案件，一则容易进行调查研究，再则更可节省民力。
7．大胆负责：例如赃证物库从前无人敢负责管理，致存物糟糙，如面粉有霉硬成块的，自行车带有一触即破的。现在我们对旧存赃证物分期清理，解缴市库，而对于新案，则尽可能用其他方法来避免收存实物。
（附）看守所的改进
看守所现在是法院的组成部分，与刑事组密切结合。它对被押人有了解情况供给审判员和施以初步教育的任务。看守员经常和被押人谈话，观察他们的思想行动，荣军充任看守员更起着带头作用。
短期徒刑是否必须用监狱执行，或是可以就在看守所执行，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三个月的短期徒刑，已在看守所拘押了二个月，是否必须移送监狱？
看守所现在工作重心，是对于“惯窃”的改造。东北哈尔滨法院对惯窃问题曾加详细研究，认为他们是畸形社会所造成的，而具有下列特点：（1）无劳动习惯和生产技术；（2）有偷盗技能；（3）生活腐化；（4）意识无赖（他们常说“监狱是家、窑子是妈”）；（5）人生观是“无期官司零碎打”（作案时准备坐监，在监时准备出去偷窃）。对于他们应该施以至少一年以上的改造教育。短期拘禁，对他们本身，对于社会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采用了出外集体劳动的办法，有的更准许他们讨保具结，“回家执行”就是晚上回家住宿，白天到所吃饭，外出集体劳动生产，但所参加学习、检讨会。集体劳动可收相互督促竞赛，共同改造思想的效果。现在我们对惯窃的判刑，在一年以上（不超过二年）。这办法似乎只是治标，因为只有发展生产，才是治本的办法，但是把一些惯窃，关起来进行劳动生产，这对于治本（发展生产）就是有帮助的。而且把一些惯窃培养出劳动习惯与生产能力，这就是治本办法之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治标治本是一致的，只谈治本而用短期徒刑，不负责对惯窃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造是不妥当的。
看守所现在的主要缺点是：（1）房屋不够用，（2）干部思想不明确，对押犯也有讲“民主”，（3）对被押人犯的分析工作作得不够。今后的改进应该是：（1）扩充建筑，主要是加添生产设备，（2）另设短期徒刑执行部，（3）所内设立就审法庭，（4）加强对于犯人的控制，应增加照相、指纹等工作；（5）加强研究工作，如统计工作等。
现在看守所的组织，设所长、副所长，下分总务、管教、生产等三课；和秘书、医务二室。
略谈审判工作
一、现在审判工作的特点
1．保护国家独立自主：否定了帝国主义过去的特权，经我们审判过的，有外侨为当事人的案件，他们一律须服从我国法律。现在大城市一解放，外侨众多，过去正是帝国主义行使特权的地方，所以对于外侨案件更须注意。在处理每一案件中，我们应该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更应该把守法的外侨和非法分子区别开来；制裁非法分子，正是要争取其他外侨，使每个外侨都服从我国的法律。我们决不是排外。所以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冷静慎重，防止盲目的左倾情绪滋生。
2．掌握政策：现在成文法还不多，审判时主要靠掌握政策。我们应该根据总的路线、纲领、政策、布告、决议等。当我们初进城市，有人有“无法可司”之感，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政策，必为人民所拥护，因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我们更须与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相配合，如镇压匪特、稳定金融、制裁恶霸、取缔奸商等。都是密切与政府结合、配合而进行的。
3．为人民服务：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于工作方法上如何便利人民，例如问事处，代书处，巡回审判，看守所，执行排的工作。
4．积极主动：我们不仅做审判工作，我们更重视秘书处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在审判时我们应该和各部门主动地取得联系，例如劳资、房屋、婚姻……等案件便与各有关部门互相商讨。我们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应该深入民间去查访。判决内容不只限于刑罚或赔偿，也可以表扬，以及认错，道歉、赔礼等等。我们着重于问题的解决，而不专重形式。有的案件的判决书用大字书写张贴出去，更可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二、在审判工作中应加强两个认识
审判工作需要两个基本认识：（一）法庭究竟是什么？（二）在审判中究竟如何掌握政策？
（一）法庭是统治阶级统治敌对阶级的工具，此理人皆知之，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会有偏差。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内曾说过：“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司法工作者必须将此段文字熟悉。审判应该分清内外和敌友。三敌四友应划分清楚。对人民中间的纠纷和人民的敌人，在处理上应该有所区别，有的干部，对民主专政认识不清，错认“公平”是超阶级的，这是没有领会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两段话，为了引起我们的深切注意，有照本宣读一遍的必要。这两段话是：“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作过的那样。
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罢，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有些司法工作人员把“民主”认错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他们忘记了审判是应该具有强制性的。我们应该多采用说服的方法，但说服不等于协商。无论在民事或刑事案件，审判应该是为了保护对的一方面，保证审判能达到贯彻政策的目的，就必须有强制性。要实现合乎广大群众最大利益的政策，而要求人民政府没有强制性，这就等于要人民政府在顽抗者面前陷于无能。
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我们应该注意两点：（1）在下判决时应考虑到执行中的一些问题；（2）加强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工作。若是在执行时发现判决有不妥当之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
（二）审判需要掌握政策，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很多案件中，我们事实上不能掌握政策，这是由于我们只看到具体事实，而不知道怎样去和政策联系。这个联系须靠我们对于总的政策的认识。案件虽小，它必须一直联系到总的政策上去。当我们在审判案件时，往往是只顾眼前的具体事实，而忽略或忘记把握总的政策。所以审判工作者每判决一个案件时，都要深思熟虑合乎具体政策吗？合乎总的政策吗？怎样区别合与不合呢？我以为应当是这样，这样判合乎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吗？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或至少没有害处吗？
干部不能掌握政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1）受了狭隘的群众观点的限制，只看见眼前的人，而忽视了更大的事情，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便是如此。如对盗窃的无原则的宽大和对房客的房租问题，总觉少缴更好。可是这样做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便少考虑了。这也是一种恩赐观点，认为在自己手里的当事人总要给他一点好处。（2）只从静止看问题，不知道应该从发展中看问题，只看到当下的情景，不能从全面考虑发展的前途。（3）头脑不够冷静，易于感情用事。如与当事人顶撞了几句，把自己的威信（实际上是个人面子）看得太重，则易因触怒而妨碍了冷静地按政策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