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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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卫疾控发〔201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为贯彻落实上述规定，我委制定了《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3年7月29日
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做好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建立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严重精神障碍发病信息是该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对符合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并经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为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进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
第四条 具有精神障碍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是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的责任报告单位。责任报告单位应当指定相应科室承担本单位的严重精神障碍确诊病例的信息报告工作，相应科室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录入或报送。
精神科执业医师是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的责任报告人。精神科执业医师首次诊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后，应当将患者相关信息及时报告前款规定的负责信息报告工作的科室。
第五条 责任报告单位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后 10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录入信息系统。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将患者相关信息书面报送所在地的县级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
县级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接到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报送的患者相关信息，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录入信息系统。
第六条 责任报告单位发现已报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情形，经再次诊断或者鉴定不能确定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应当在下月10日前通过信息系统进行修正。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应当及时书面报送当地的县级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由其在下月10日前通过信息系统进行修正。
第七条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出院的，责任报告单位应当在患者出院后10个工作日内将出院信息录入信息系统。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将患者出院信息书面报送所在地的县级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
县级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收到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报送的出院信息，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录入信息系统。
第八条 县级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应当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15个工作日内，将患者出院信息通知患者所在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五十五条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
第九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严重精神障碍责任报告单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严格保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向其他机构和个人透露。
第十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本地区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工作实行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承担本地区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的业务管理、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负责对本地区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信息进行审核、管理、数据分析及质量控制，及跨区域就诊确诊病例的信息转送工作，以及本地区信息系统的日常维护及运转。
第十二条 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的责任报告单位应当定期对本机构内部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工作进行自查。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列入医疗机构考核范围，组织对本地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报告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通报，并责令限期改正。
第十三条 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重性精神疾病，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实行发病报告；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应当按照现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登记管理。
第十四条 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是指由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承担本地区精神卫生防治技术指导与日常管理任务的精神专科医院、设精神科的综合医院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4年9月13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切实保护全省各族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宪法和婚姻法、刑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保障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违背妇女本人的意愿，侵犯、剥夺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以暴力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应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论处。
第三条 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违者由当地政府酌情予以经济制裁。
对以婚骗财，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论处。
第四条 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妨害他人婚姻家庭。
由于“第三者”介入，使他人婚姻家庭受到破坏，对“第三者”和夫妇中有过错的一方，视其情节轻重和后果，由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给予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或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屡教不改的，实行劳动教养；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条 严格执行婚姻登记制度。凡以欺骗手段或伪造证件办理了结婚或离婚登记的，一经发现，由主管部门宣布无效，撤销登记，收回有关证件，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条 严禁歧视、虐待生女孩的母亲。凡对生女孩的母亲进行虐待的，视其情节轻重，由本人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给予批评教育、纪律处分，直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因嫌弃生女孩制造各种理由提出离婚的，应予驳回。
第七条 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对拐卖妇女、儿童或拐骗儿童脱离家庭、监护人的，按其性质、情节，分别依照刑法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论处。
第八条 坚决取缔和打击卖淫活动。对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从严惩处。
对卖淫和嫖宿暗娼者，经教育不改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屡教不改的，实行劳动教养，并追缴其非法所得或处以罚款。
第九条 侮辱、诽谤妇女，伤害人身，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论处。
用猥亵言语、举动调戏妇女，故意污秽妇女身体，损坏衣物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恶劣的，按流氓罪惩处。
第十条 严禁以制作、翻拍、出租、传看淫秽书刑、画册、照片、图片和播放淫秽录音、录象等方法，引诱、腐蚀妇女，损害儿童身心健康。违者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纪律处分或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有关规定论处。
禁止使妇女、儿童的身体受到摧残的卖艺活动。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凡父母、养父母、继父母和其他有抚养教育义务的人，溺死婴儿、遗弃和虐待儿童的，应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论处。
严禁托儿所、幼儿园保育人员和学校教师，虐待儿童和体罚学生，违者视其情节，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家长或监护人负有使其抚养的学龄儿童受完初等教育的义务。凡年满七周岁的儿童，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入学或中途辍学，对其家长或监护人应批评教育，不改的由当地政府给予必要的制裁，并不得评为文明家庭。
第十三条 保护妇女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和合法继承权。依法归妇女所有的财产，本人享有使用权和处理权，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十四条 男女职工享有分配住房的平等权利。凡符合分房条件的女职工，均应按规定分给应得的住房。
第十五条 招工、招生、录用和选拔干部或单位安排职工子女就业，都应坚持男女平等原则。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种和专业外，不得对妇女做出歧视性的限制。
第十六条 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规定，不得侵犯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应大力兴办妇幼保健等方面的福利设施，对托儿所、幼儿园、哺乳室等福利设施，不得以任何借口撤销。
第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都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职责，如发现任何部门和个人，侵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时，应支持或代表妇女、儿童向主管部门提出控告和申诉，为他们伸张正义。
第十八条 公安、检察、司法机关，应及时受理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认真审理。
凡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均由当事人所在单位、基层组织或主管部门负责处理。
对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由于相互推诿，贻误工作，玩忽职守，见危不救，使妇女、儿童受到残害的，应视其情节轻重，追究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1984年9月14日
关键词: 立法技术 救助义务 道德因素 《唐律疏议》
内容提要: 笔者对《唐律疏议》第二十八卷“捕亡”的454条从立法技术、律疏内容、立法精神等角度进行了简评。在此基础上，笔者思考了其对现今刑事立法的启示，认为应当提升道德要素在现今刑法中的考量，同时刑事立法应当符合时代特征和国民的接受程度，救助义务方面的刑事立法应当与现今刑法特征一致。此外，刑事立法应当提高立法技术，并遵循科学的刑事政策。
一、《唐律疏议》454条简评
（一）《唐律疏议》454条律疏内容
《唐律疏议》第十一篇《捕亡》的454条规定：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
[疏]议曰：“追捕罪人”，谓将吏以下据法追捕，及在律文听私捕系。而力不能拘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谓行者人杖堪制罪人，而不救助者，行人合杖八十。“势不得助者”，谓隔川谷、垣篱、堑栅之类，不可?越过者及驰驿之类。称“之类”者，官有急事，及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亦各无罪。
《唐律疏议》这一气势恢弘的法典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其以立法审慎、内容周详、条目简明、解释确当的特点著称于世。窥一斑而见全貌，笔者采撷454条进行简评，并基于对这一律疏的分析，意在说明感悟到的唐律的立法技术等，进而说明对现今的刑事立法方面产生的启示。
（二）《唐律疏议》454条的立法技术和内容等评析
1.法律规范表述技术方面，其层次性和精准性突出
从层次性而言，其由律和疏（律之解释）两部分构成。在律这一部分，由救助义务的前提，到分两种情况具体解释救助义务是否必须履行，具体每种情况下行为人不救助是否承担后果及承担什么后果，再到最后概括界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律文层层推进，逻辑严谨，结构严密；在疏这一部分，立法者一方面完成了解释律文的职责，保持了原律文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与律文实现了无缝衔接，也在保持律文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扩大或缩小解释，使原律文的内容丰满充实。
从精准性而言，长孙无忌等唐初重臣充分利用了其知识储备和总结的司法实践经验，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显得游刃有余、张驰有度。具体表现为，对于“追捕罪人”、“其行人力能助之”、“势不得助者”、“之类”等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的法律概念用精准的语言进行了解释。并且立法者适当补充一些字词以使含义更加清晰，从“力不能制”到“力不能拘制”，从“杖八十”到“行人合杖八十”，这些词语的细微变化体现的是这些立法者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严谨宽缓的精神，促使司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律文意旨进行司法审判活动。尤其是对“之类”一词的解释，笔者深感叹服。古代司法官基本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培训，他们在利用法律条文进行审判时，比现今的法官更加难以把握兜底性规定（如“之类”），也极易衍生司法腐败。故精准地进行立法以限制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空间显得尤为重要。在对此法条进行解释时，立法者们将“势不得助”解释为不仅包括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客观上无法救助的情况，亦包括了“官有急事”和“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两种情况，允许行人拥有特定情况下的自由选择权，综合考虑了实践中容易出现的免责事由，体现了立法者的人文情怀。对于后两种情况而言，两种地位截然不同的主体，在情况类似时，同样适用免责事由，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切身需要，不在法律上对百姓进行苛责，深层次地体现了“恤刑”的原则和人性化的特征，可见法律儒家化已经渗入了唐律的字词之间。此外，这两种情况的分别说明与疏对“追捕罪人”的解释分公私两种情况相得益彰，这样就在文字和逻辑上实现了律疏的完整性和圆满性。
2.律疏内容简析
此条律疏为叙明罪状，涵盖了客观构成要件、有责性阻却事由及刑罚等内容。其中客观构成要件和刑罚内容相对简略，而有责性阻却事由则较为详细，体现了立法的宽宥性和严肃性的统一。其属于《捕亡》篇中典型的不作为犯罪，作为的义务的来源体现了道德在法律领域的渗透：虽然民助官抓捕罪犯为法定的义务，较少涉及道德领域，而见义勇为等普通民众间的救助义务则来源于道德义务而被法律所涵盖。其属于典型的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并不要求行为人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其不合理履行救助义务则构成本罪，这是因为此罪关键在于考察行为人当时是否愿意救助的主观态度，行为人尽力则法不苛责，不适宜以结果犯论罪处罚。
3.立法精神评析
笔者细细揣摩长孙无忌这些唐初名臣的立法原意时，深深感悟到了唐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了每一个词语中。在这个道德与法律水乳交融的时代，唐礼仪之邦的美誉和文化的兴盛显然与唐初的道德教化有关。然而，道德教化不仅依赖于儒家教育和开明风气的沿袭，把道德贯穿到法律的每一个触角也是推行教化统治的重点措施。当人们在违背道德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时，人们深深感触到了道德的力量而敬畏之，长期实行，道德的血液被注入到了民众的骨髓。
二、此条律疏对现今救助义务等方面刑事立法的启示
唐千余年之后的今日，“小悦悦事件”等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道德滑坡的反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说：“最近发生这个事件，有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当然可能也有法律层面的问题。”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应当入刑”的问题再次成为了议论的焦点。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老师在前不久的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表示，当前，立法制裁见死不救，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并不恰当。参考《唐律疏议》454条的“救助义务不履行而入刑”的规定，笔者从以下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应当提升道德要素在现今刑法中的考量
自先秦时代至清，历朝大都有支持或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及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惩罚规定。毋庸置疑，这些规定对于普通民众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现今刑法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是指在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犯罪，法定犯是指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相对古代而言，法定犯大大增多，而纯正的自然犯范围大大缩小，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当面对现今社会部分领域道德滑坡的现状，我们应当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同时汲取更多道德因素，将一些严重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入刑，考虑使用刑罚的方式维护社会道德体系不被侵蚀。
我们应当在刑法中现有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基础上，强化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和鼓励，甚至可以对于恶意讹诈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情节严重的行为（如最近大量发生的救助人被诬告为侵害人的行为）以诬告陷害罪论处。这样可以使社会中的私力救助行为于法有据，使私人履行救助行为时，少了后顾之忧，可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和鼓励民众进行见义勇为的活动，这也有效地减轻了公权力执法的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防控犯罪人人有责的局面，使犯罪行为无处遁形，以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进而维护社会稳定。
（二）救助义务等的刑事立法应当符合时代特征和国民的接受程度
从对《唐律疏议》454条的分析可知，法律若符合立法时的历史背景，在今日看来严苛的法律于彼时却是进步的；反之，立法如与时代背景相脱离，违背所在时代的民众的接受程度，则必定不能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
有唐一代，道德与法律浑然一体，《唐律疏议》对于违反一般道德的行为也规定了处罚措施。这完全符合当时普通民众的心理承受水平，而且长期的道德教化和《唐律疏议》高超的立法技术促使民众乐于接受这些立法并自觉遵守。而在现今社会，刑法中虽然也有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入罪的规定（如遗弃罪），但是我们在将其他违反道德的行为入刑时，必须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我们知道，遗弃罪违反了家庭成员间的扶养义务，这是亘古不变的最基础的道德准则之一，而不具有家庭成员关系的人们之间对于相互救助的义务的认可度显然较低，若贸然使之上升到利用刑罚进行保障的高度则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可。
（三）救助义务方面的刑事立法应当与现今刑法特征和基本理论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