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保障办法

上一篇: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下一篇: 银川市禁止使用、销售（燃料型）高污染煤管理办法

钓鱼触电身亡，产权人应否担责？

镇江京口区法院 李 焱


【案情】：2002年6月2日下午，原告顾某的丈夫与好友等人在扬中市兴隆镇某村鱼塘钓鱼时，因鱼杆鱼线触及鱼塘上方高压线而触电身亡。后原告等人与被告(该电力设施产权人)交涉未果，诉至本院。
在审理过程中，经现场勘察发现，出事地点为扬中市兴隆镇某村鱼塘，鱼塘东侧为农田，中间为田埂，西侧为农舍，该高压线（三线）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斜穿过鱼塘及田埂，死者出事位置为田埂中部。现场仪器测量该高压线（东线）距离田埂垂直距离为6.47米。另高压线杆位于农田边缘，靠田埂处，距地面2米处标有10KV 标牌。
审理中法院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手持鱼杆垂钓，鱼杆鱼线极易触及到高压线路，因而该行为属于《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的向导线抛掷物体的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也属于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故电力设施产权人免责。但前提应是受害人必须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处于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应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规定。本案中，被告所辖电力设施（高压电路），穿越鱼塘、农田、农舍等，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应为必要，而被告作为电力设施产权人，既未确定保护区范围，又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应视为未足够履行法定管理义务，因此，本案被告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从本案另一方面来看，被告所辖高压线路虽无警示标志，但鱼塘上空有电线穿越，电杆上又标有 kv数，死者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进行一定的活动时，理应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性有必要的认识，而死者未加注意，造成事故发生，故死者本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因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电力设施产权人将免责。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被告是否具备免责条件。死者垂钓处，被告所架设高压电线的高度符合规定，电杆上也标有“10kv”的高压标志，应认定已确定了保护区。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自己处于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死者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手持鱼杆垂钓，因鱼杆鱼线触及鱼塘上方高压电线而触电死亡。该行为属于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故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是：
首先，因高压电致人伤亡所引发的赔偿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关于“无过错责任”规定的归责原则，及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应是无可置疑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不可抗力；（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
结合本案案情来看，解释的（一）、（二）、（三）种情形因与本案案情不相吻合暂且不议，这里仅就第四种情形，即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来概述一下理由。
从第四种情形来看，是指受害人明知是电力设施保护区而仍然在此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只有在此情形下，电力设施产权人才不承担责任。钓鱼作为一项娱乐活动，其本身并非法律所禁止，但根据我国《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钓鱼一直以来均被视为对电力设施构成威胁，因而成为禁止行为。
然而解释并未规定为不得在高压电线下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而是非常突出强调“电力设施保护区”这一区域。何谓“电力设施保护区”，《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对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及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的区域均作了明确规定：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应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规定。由此可见，电力设施保护区并不是一个假想空间，而是需要电力设施产权人明确标识的。
其次，电力设施保护区与电力部门设置的安全标志不应视为同一性质的标志。综上，电力设施保护区的范围是需要标明相关数据的，而安全标志只能概括性地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它的空间是不确定的。我国《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电力管理部门应在下列地点设置安全标志：(一)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口密集地段；（二）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三）车辆、机械频繁穿越架空电力线路的地段；（四）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从该细则罗列的四种情形我们可以明显判断出保护区与地段、地区含义的差别。需要设置安全标志的地段与需要标明保护区绝非同一概念。同时细则第九条的规定的地段或地区，也无涵盖之意。
综上所述，根据解释第三条第（四）项的具体理解，由于被告在高压线路穿越鱼塘、农田、农舍的情况下，未能依照规定设立电力设施保护区的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与保护规定，因此受害人的行为与解释中该项规定的情形不相吻合，从严格责任来说，电力设施产权人不能免责，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本案受害人也存在疏忽大意的重大过失，根据过失相抵原则，本案判决由被告承担适当责任是较为妥当的。



实践证明举证责任倒置应法定化

李俊杰


　　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质，还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产物，还是由法律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造法”的方式确定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国许多学者也赞成此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特定的案情所具体运用的一种举证技巧，即法官如果发现原告的证据距离相对遥远或者基于对一定主体（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等法律原因的考虑，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只有通过自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裁判权并保证司法的公正。该观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则”）产生了较大影响。“规则”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公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我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完全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是一个证据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与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在内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的不断增加，事故损害的频繁发生使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获利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会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尤其应当看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过将因果关系或过错的举证负担置于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担也能够有效地促使举证责任被倒置的当事人一方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损害的发生。从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过错事件和公害、药害事件那样的通过高度科学性、技术性过程发生损害的场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证明损害到底是否可能预见，对于预见到的危险加害者负有体积结果回避义务，并且，是否可以说加害者已尽到该义务，这些对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在这种场合下，与作为专门家、事业者的被告相比，作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学的专门知识、理解能力上均处于劣势，并且根本谈不上准备证据的经济上的资力（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现代民法引入了严格责任等新的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是严格责任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在侵权法中，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免责，各国立法例多承认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严格责任的严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就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将此证明负担倒置给行为人。二是对行为人反证证明的事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上对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由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赞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责任。这种限制也可以说是对于“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为实现了举证责任倒置且对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责任才是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通的，严格责任必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体现其责任的严格性，而举证责任倒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严格责任。由于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其通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受，如果允许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无疑允许法官未经审判就决定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败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斟酌民事法律制度，秘史于立法权事项。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斟酌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心浮动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