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防治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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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那安得斯之板
——— 一个案件带给我们的思考

李伟
(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吴采玉是一位山区乡政府的女干部，为人干练，性格爽快，经常一个人上山下乡，一点不比男干部差。但终于有一天，吴走山路还是走出事了。
那天吴动身往回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当她走到一处山谷中时，对面走来一名男青年，开始吴还觉得能在荒郊野外遇到个人还真不错，不料那男人见吴长的眉清目秀、楚楚动人，又见四处无人，顿起歹心，一把抱住了吴，往旁边的竹林里托去。但吴从小在农村长大，又有常年下乡的经验，所以平时有些准备。她瞅准机会抄起一块石头，对准对方的脑门拍了下去。只听“唉呦”一声，紧紧抓着吴的手松开了。吴乘机夺路而逃。这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吴慌不择路，猛然看见前面山坡上有一户人家，急奔而去，这家农户有母女两人，他们热心接待了满身是泥，狼狈不堪的女干部。“闺女呀，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今晚你就和我女儿睡一屋吧，明儿再走。”直到这时，吴一直紧绷的心才彻底放松，整个人都瘫了下来。
深夜，“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和衣躺在床上的吴惊起。只听堂屋里大娘问道：“谁呀？”“我呀，快开门。”“哎呀，儿啊，你的头怎么破了？”“甭提了，走夜路摔了一跤，磕破了头。”“轻点，别瞎嚷嚷。家里有客人，别吵了人家。”“什么客人，”“一个女干部……”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呀？”吴悄悄透过门缝向外望。天哪，大娘的儿子竟然是在山路上欲对自己不轨的那男人。
“什么！，她长什么样？睡哪张床？”大娘的儿子压低了声。吴心里紧张的突突直跳。
“儿啊，你还不睡？半夜里磨刀做啥？”
“娘，你睡吧，别管了。”
吴僵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看来要杀人灭口。”吴知道，在这里她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听见的。而环顾室内，简陋的农舍里也没有什么防身武器。吴看了看睡在另一张床上动的大娘的女儿，这个女孩身材年龄都和自己差不多，黑暗中躺在床上根本分不出谁是谁。情急之下，吴蹑手蹑脚的把熟睡的女孩抱到自己的床上，自己则躲在一边，以备万一。
果然，到了下半夜。那个男人提着刀闯了进来，对准吴原先睡的床就是一阵乱砍，然后把人往肩上一扛，走了出去。失魂落魄的吴趁此机会，逃之夭夭。
警方几乎同时接到了大娘和吴的报警。很快，凶手被公安机关绳之以法，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对于吴的行为，人们却有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吴的行为已构成了杀人罪。因为她明知将熟睡的被害人移到自己的床上极可能被凶手误杀，却仍然这样做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吴是正当防卫。第三种意见认为她是紧急避险。
根据《刑法》第14条和第232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剥夺他人生命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杀人。并且，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剥夺他人生命的结果，并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就是间接故意杀人。
根据这一规定，很多学者把吴的行为归为间接故意杀人。因为，第一、从吴的主观的心理态度来看，她应当知道她的“调包计”可能会产生这么一个后果，即犯罪行为人把被害人误认是吴，并且进行行凶的行为。对这个结果吴是可以预见的，并且已经预见了。对最终对结果，她持的是一种放任的态度。第二、从吴客观实施的行为来看，她是把本来置于不危险状态的第三人，通过她实施的一定行为，使之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而且使之处于危险状态的目的是剥夺他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因此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来看，吴的行为都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
但同时，很多学者把吴的行为归为紧急避险。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刑法》21条，“为了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并且根据构成紧急避险的五个条件。即第一要有危险的存在。具体到本案，危险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是危险要有紧迫性。本案中吴的确感到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第三是行为人紧急避险的意图不是要故意犯罪。本案中吴确实想保全自己的生命，想实施避险行为，她绝对不是想故意犯罪。第四紧急避险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在本案中吴一个弱女子，在穷乡僻壤中孤立无援，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第五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具体到本案，以一个生命换取一个生命能说超过限度吗？
至于正当防卫，由于吴的行为违反了正当防卫所要求的防卫行为只能针对行为人实施这一要件，所以“正当防卫说”不为太多学者所拥护。
面对学术界的这些争论，我觉得还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吴的行为能否构成故意杀人。
在刑法理论里，特别注重因果联系，即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并且把因果联系的存在作为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具体到本案，是谁的行为导致了大娘女儿的死亡这一结果呢？很显然，是凶手杀人的行为。而不是吴“调包”的行为。如果非要说吴的行为也是构成被害人死亡的一个原因，那也不是根本的，必然的原因。吴“抱”的行为是不具有剥夺生命的可能性的。死亡的结果发生了，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说这一死亡结果是吴的“抱”的行为和凶手的行凶行为共同构成的，那我们也必须要求这种行为本身包含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吴的行为是不包含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我觉得吴的“抱”的行为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
当然，因果联系在刑法理论中是曾经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正如英国哲学家胥慕曾说过的：“事实是一回事，价值评价是一回事；价值评价因每个人站的角度、认识能力的不同，也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本案而言，是凶手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而不是吴的行为。这一点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和知识，都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所以，说吴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理由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下吴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的规定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要求是在避险对象上要以较小的利益换取较大的利益。而生命权是所有权利中最高的权利，这一点在国际上已有共识。任何人不得对他人的生命进行剥夺，即使一个人犯了罪，要被剥夺生命，也要经过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没经过司法审判，也是不能被剥夺的。所以生命权是不能作为紧急避险的对象的。而且，人和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能说，谁的生命利益比谁的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也不符合“以较小的利益换取较大的利益”的要求 。另外，如果我们认可了吴的这种行为，那天下可就大乱了，人人都可以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去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只要说：“我不是谋杀，我只是拿他的生命来抵我的生命。”那么不但我们的法律要改，恐怕我们的社会规则也要进行大的修改了。
也许你会问既然既不构成故意杀人也不构成紧急避险，那构成刑法上的什么行为呢？那我也要问你：“为什么非要构成刑法上什么行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吴的行为仅仅看作是一种本能， 或者紧紧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一种罪恶的行为呢？”
实际上，法律只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一个模型而已，而我们却习惯于用这种模型来衡量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就连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也体现了一种对法律的过度依赖性，当某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那可是犯法的事啊！”。并且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就是拿着法律去按图索骥。或是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拿到法律当中去衡量，符合哪一条，就按哪一条的规定来定罪。
我也不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行为是不能用法律来直接衡量的。就像很多进入法庭审理的案件最后被宣告无罪，就意味着它不是刑法要讨论的问题。但宣告它无罪，又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标准尺度来衡量它。我的意思是，可以把一个行为放到刑法中来讨论，但当我们拿着刑法的尺度来讨论的时候，如果它不属于刑法的问题，我们就要把它从刑法中剔除出去。
记得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期待可能性”，即法律只能要求一个人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要求他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反过来，客观条件完全不允许他做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违法，应该是可以谅解的。谅解不是说他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可以对她进行谴责，但不应该认为她构成犯罪。虽然“期待可能性”由德国首创，但现在我们国家也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并且越来越为刑法学家所认可。
并且刑法学界还有个与“期待可能性”相关的经典案例，那就是著名的“卡那安得斯之板”。这个案例说的是有一艘船遇到了海难，（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其中有两个人在争抢仅有的一块木板 ，普通的一块木板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生存。谁能抢到它，谁就拥有了生存的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为了将这块木板据为己有，将另一个体弱的人推下水去，从而就使自己获救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身体强壮的人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呢？故意杀人还是紧急避险？
著名哲学家康德针对这个案例曾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事实上没有任何刑法会对这样的人处以死刑。当然，一条船沉没了，他正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推倒另一个人，使后者从木板上掉下水中，而他自己在木板上免于死亡。因为法律惩罚的威慑力不可能比此时此刻害怕丧失生命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力量，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这样一个刑法，这个刑法指侵害他人致死而要被处死的刑法，此时完全丧失了它所意图要达到的效力。因为一个尚未确定的危险不能超过对这种危及生命的灾害的恐惧。但这样一种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他只是被免于惩罚而已。”
我想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多的，其中一个就是“宽容”，一种对人，对人性的宽容。所以我们无论在考虑故意杀人，还是在考虑紧急避险的情况时， 都要再考虑一条，即“人的本能，求生的本能”，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种宽容的精神。有了宽容的精神，我们就不会动不动就把吴的这种行为拉到刑法里进行评价或重心一偏，就是犯罪，就是刑法上的问题了。
宽容精神时人类走向未来的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李伟（1978-），男，山东枣庄人，法律硕士，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主要从事刑法方面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1级9班)
作者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编：100088
电话：010－62270677 E-mail: lw20011978@163.com


电信业竞争中的商誉诋毁行为评述

王春晖


商誉是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该称。商业信誉，主要指经营者通过公平竞争和诚实经营所取得的良好社会综合评价；商品声誉实际上是商业信誉的组成部分，是指经营者提供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的良好社会评价。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商誉是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本，其不仅体现了经营者的名誉，更重要的是显示了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和经济价值。因此，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是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内容。①
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商誉是社会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积极评价，这种评价主要侧重于两大方面：一是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以及管理水平优劣的积极评价；二是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商业道德、通信产品种类、通信服务质量、通信服务功能质量以及电信资费水平等的积极评价。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通信服务质量和通信服务功能质量是用户最基本的，也是最终需要的东西。关于通信服务质量，是指用户在使用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电信服务时所感到的话音、数据等信息传递的质量。对于电话而言，包括拨号前后时延、网络接通率、网络的通话中断率、清晰度、可懂串话、计费差错等，对于移动通信业务还包括网络质量、覆盖范围、盲区等。至于通信服务功能质量，是伴随着用户使用通信服务，由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给用户的辅助性服务质量，包括话费清单详细度、投诉处理质量、通信障碍修复时限度等。因此，电信业务经营者向社会提供的优良通信服务质量和通信服务功能质量，是其最重要的商誉指标。这一指标的形成是电信业务经营者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和积极进取，付出了巨大成本而产生的结果。优质的通信服务质量和通信服务功能质量的形成，不仅会提高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直接实现了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商誉是电信业务经营者不重要的无形资产。然而，在电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有些电信运营商通过正当有效的竞争无法在竞争中取胜，便采取非商业道德的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对竞争对手进行贬低、诋毁以及诽谤，严重地侵害了竞争对手的商誉，同时也严重地干扰了正当的电信竞争秩序。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的商誉一旦受到侵害是很难恢复原状的，即使恢复，也需要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鉴于商誉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商誉易受侵害性以及难以恢复性，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都将诋毁商誉作为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禁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专门设置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对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给予刑事处罚。
根据电信竞争中的商誉诋毁行为所利用的手段和场合，电信竞争中的商业诋毁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
1、电信业务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自己或唆使他人向竞争对手的用户或新进入的电信消费者传播、散布竞争对手的网络质量或终端设备有危害人体健康或有质量问题等虚假事实，引导竞争对手的电信用户对竞争对手的网络或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产生不信任和恐惧，从而达到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的目的。例如，某中国联通公司大客户部的工作人员在打来的电话中先询问你每月手机话费消费情况，然后便“忠告”：中国移动公司的GSM网络有很强的辐射，会影响身体健康。同时，联通工作人员会马上向GSM手机用户列举出一些有关GSM手机辐射高的事例，建议用户转网，用通联的CDMA手机。② 那么，之类“忠告”是真实还是虚伪。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电磁辐射专家王南教授介绍，世界上并无“绿色手机”概念，目前科学界对手机辐射值的界定是以SAR值来量化，其他任何方式的测量都没有科学依据，CDMA和GSM的各种类型手机，其SAR值是相当的。③泰尔实验室电磁辐射测量专家马鑫也表示：电磁辐射的大小与制式无关，衡量手机辐射量的标准是SAR值。它是指单位时间、单位质量内人体所吸收的电磁辐射能量，单位瓦/千克。经过测量，有的GSM手机SAR值高，电磁辐射大，有的GSM手机SAR值低，电磁辐射也就比较小。而CDMA手机的SAR值有大也有小，电磁辐射量也大小不一。④显然，这类“忠告”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属于散布虚假事实，严重地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誉。
2、利用刊登虚假广告、对比广告或公开进行产品对比、群发手机短信、发布声明或公开信等形式，制造、散布贬低竞争对手。例如，某中国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断给移动客户打来电话或发来短信称：“作为成功人士，您更需要关注健康。长时间使用高辐射的GSM手机，每到下午，您会感到头昏脑胀，听力下降。CDMA手机辐射只有您手机的六分之一”。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还用GSM手机和CDMA手机拨电话时对固定电话和电视经常发出的异常噪音进行对比，得出“CDMA的辐射只有GSM的六分之一”结论，不知这“六分之一”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其科学依据何在？还有部分地市的联通分司相继在社会上推出了手机“测辐仪”（三无产品）。该手机测试仪是一个像玩具汽车的烟灰缸，其外壳上印有“电测辐射影响健康” 等字样，部分地区推出的“测辐仪”还印有“中国联通成立XX周年纪念”的字样。用GSM手机在“测辐仪”旁边拨打或接听电话时，该仪器内的红色指针就会不停地晃动，并发出语音提示：注意，有辐射。而用联通CDMA手机时，该仪器无任何反应。因此，不少使用其它手机的消费者不禁犯嘀咕：自己的手机辐射真那么厉害？
事实果真如此吗？泰尔实验室电磁辐射测量专家马鑫表示：对于GSM手机在拨号时会对话筒、固定电话、计算机显示屏等产生干扰，而使用CDMA手机则不受影响，就得出结论认为GSM手机比CDMA手机的电磁辐射要大，这种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因为CDMA与GSM两种制式的手机工作方式不同。CDMA手机信号工作的方式是连续的。而GSM手机发射的是脉冲信号，易与其他电器产生耦合。仅仅通过手机发射的是脉冲信号，对话筒、固定电话和显示屏产生干扰，就得出GSM手机辐射高的结论是错误的。电子干扰不等于电磁辐射，当GSM手机放在话筒上时，会出现噪音。这是因为GSM手机发射的是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是容易干扰麦克风电子电路。电子电路受到干扰后，就会发出噪音。有线电话、显示屏对脉冲信号的敏感度比较强。而CDMA手机则没有，这是因为CDMA手机信号工作的方式是连续的，非脉冲信号。所以这种干扰是由于脉冲信号引起的，并不是由于辐射功率大引起的。因此，电子干扰不等于电磁辐射。⑤显然，“CDMA的辐射只有GSM的六分之一”的表述纯属虚假事实。
3、组织有关人员，以客户或电信消费者的名义，向电信监管机构、其他市场行政监管部门、消费者保护组织或新闻媒体捏造或散布虚伪事实，以及作关于竞争对手网络质量低劣、服务质量差或侵犯消费者权益等情况的虚假投诉，从而达到诋毁竞争对手的商誉。此外，有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无限夸大自己的通信产品质量，同时贬低同类通信产品的质量，也构成商誉诋毁行为。
在认定电信竞争中是否具有商誉诋毁行为，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大方面考虑：一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从事诋毁对方商誉的行为是出于竞争目的，且在主观上是故意的积极行为；二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捏造、散布了有关竞争对手的虚假事实。这里的虚假事实是相对于真实事实而言的，只要行为方无法证明其散布的事实是真实的，该事实就是虚假的。例如，A公司称其竞争对手B不具有供货能力，B因此起诉A公司诋毁了自己的商誉，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在诉讼中，A公司必须证明B公司真的不具有供货能力，只有这样他散布的事实才是真实的。即使B公司实际上真的不具有供货能力，只要A公司无法证明这一事实，其声称的事实仍然是虚假的；⑥三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散布虚假事实，实际损害了或可能损害竞争对手的商誉。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明确对商誉诋毁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遗憾的是该法未对商业诋毁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专门规定，这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上的一个缺陷。在具体执行时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的原则性规定，对商誉诋毁行为追究民事法律责任。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行竞争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侵害的经营者也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如果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即构成损害商誉、商品罪，应依照《刑法》第221条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单位犯罪的，依照《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按照《刑法》（分则）第三章的规定，损害商誉、商品的犯罪属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外延，犯此罪的将被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① 梁上上 《论商誉与商誉权》 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
② 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7日
③ 见《中关村在线》
④ 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7日
⑤ 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7日
⑥ Neue JuristischeWochenschrift-Rechtsprechungsreprot Zivilrecht,1993,S.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