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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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5年7月19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对《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三条修改为：“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各单位应当保持档案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
二、第十四条修改为：“档案鉴定、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下列国有档案复制件，不得向国外组织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
“（一）未向社会开放的档案；
“（二）未解密的档案；
“（三）有损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档案；
“（四）影响社会稳定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档案。”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向市或者区、县综合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卖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档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遵守国家保密的有关规定；
“（二）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档案的原件及其复印件。”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
（1996年8月2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5年7月19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档案工作的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档案的范围，包括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档案中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档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证档案机构、人员编制和经费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五条 档案工作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和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分级管理。
第六条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做好各自的档案管理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有维护档案的完整、准确与安全的义务。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七条 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市档案事业，对本市的档案工作依法实行监督和指导，并统筹规划、组织协调。
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档案事业，业务上受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主管档案工作的机构和档案工作人员，负责管理本机关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档案工作部门和档案工作人员，业务上受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八条 各单位应当明确档案工作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对所属机构的档案业务实行监督和指导。各单位的档案工作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业务上受同级和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各单位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把档案工作纳入工作计划，提供必要的条件，保证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九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是收集、保管档案和开发利用档案信息的机构，业务上受同级和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十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按照下列原则设置：
（一）市和区、县应当设置综合档案馆；
（二）市可以设置城建、科技等专门档案馆；
（三）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设置部门档案馆。
第十一条 全市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布局，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综合档案馆的设置，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专门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的设置，由设置单位或者部门提出意见，经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档案馆的变更或者撤销，按照设置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各单位应当保持档案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
第十四条 档案鉴定、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等，由文书部门或者业务部门按照归档范围收集齐全，进行整理、立卷，定期交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不得据为己有或者拒绝归档。
第十六条 应当重点收集和保管的档案范围，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确定，并通知有关单位和个人。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
（一）行政区划的变动；
（二）单位的建立、变更或者撤销；
（三）列入市或者区、县的重点建设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有关普查项目的立项；
（四）市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和区、县举办或者承办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第十八条 各单位的建设工程、科学技术研究、技术改造和重要设备更新等项目进行验收、鉴定前，应当由该项目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对其档案管理进行指导，并对档案进行验收。
市和区、县的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鉴定前，应当由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对该项目档案进行验收。属于档案馆收集范围的，应当通知有关档案馆参加。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归国家所有，列入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转为非国有单位的，其党群、行政等管理类档案，按照隶属关系分别归属于原主管部门或者综合档案馆，其产品、设备、基建、科研等类档案按照双方的协议、合同的规定确定归属。
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转为国有单位的，其档案归国家所有。
第二十条 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中外合资、合作项目在协议、合同生效后形成的档案，为中外双方共同所有。该协议、合同终止时，档案原件归中方所有，外方可以保存复制件。
外资企业形成的档案归外资企业所有。
第二十一条 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收集档案的范围，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部门档案馆收集档案的范围，由其主管部门提出，经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
企业、事业档案馆收集档案的范围，由本单位提出，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档案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
（一）列入市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二十年，向市综合档案馆移交；
（二）列入区、县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十年，向区、县综合档案馆移交；
（三）列入专门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项目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专门档案馆移交；
（四）列入部门档案馆或者企业、事业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向部门档案馆或者企业、事业档案馆移交。
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者延长移交期限的，应当征得有管辖权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三条 档案馆和其他档案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配置适宜保管档案的专门库房和设施，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接收、整理、保管档案，防止档案的损毁和散失。
第二十四条 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列入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经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检查和同意，由有关档案馆提前接收入馆；
（二）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中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经有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由综合档案馆代为保管、收购或者征购；
（三）有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采取的其他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有效措施。
第二十五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鼓励集体和个人向综合档案馆捐赠、寄存或者出卖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
第二十六条 国家所有的档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出卖；需要向国外组织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其复制件的，应当经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及其复制件，严禁倒卖牟利，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
前款规定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其所有者向综合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卖的，必须经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赠送、交换、出卖兼有档案性质的文物、古本图书资料或者其复制件的，适用本条规定。
第二十七条 下列国有档案复制件，不得向国外组织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
（一）未向社会开放的档案；
（二）未解密的档案；
（三）有损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档案；
（四）影响社会稳定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档案。
第二十八条 向市或者区、县综合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卖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档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遵守国家保密的有关规定；
（二）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档案的原件及其复印件。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需要携带、运输、邮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对进馆档案界定有异议的，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三十一条 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编制开放档案计划和实施方案，分期分批向社会公布开放档案目录。
第三十二条 综合档案馆应当建立档案信息网络，为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
区、县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企业、事业档案馆以及其他档案机构，应当定期向市综合档案馆报送档案目录。
第三十三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实行有偿服务，提供档案按照规定收取费用。收费标准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物价部门制定。
单位或者个人需要调用其移交、捐赠档案，档案馆应当无偿和优先提供。
国家机关因公务需要查阅档案的，档案馆应当无偿提供。
第三十四条 港、澳、台同胞和华侨需要利用开放档案的，须由本市邀请单位、合作单位或者接待单位的主管部门介绍，经有关档案馆同意。
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开放档案的，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第三十五条 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利用合资、合作中方单位原有档案的，按照双方协议、合同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或者其他部门保存档案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利用档案时，应当按照批准范围查阅档案内容，不得在档案上勾抹、描摹、涂改或者伪造、剪裁、抽取档案材料。
第三十八条 档案的公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
（七）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
（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有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第四十一条 携带禁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海关依法没收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应当移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有关档案管理规定，侵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民事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依法赔偿损失时，应当出具处罚决定书或者责令赔偿损失通知书。
罚没财物时，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罚没款按照国家规定上缴国库。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外资企业的档案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曲靖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府
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
第53号
《曲靖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经2010年12月3日曲靖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曲靖市人民政府
二0一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曲靖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曲靖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增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调节共济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州市级统筹管理的意见》（云政发〔2009〕148号）等文件有关规定，结合曲靖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和退休人员（以下统称参保人员）、个体劳动者。
第三条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风险调节”的原则，保障水平与本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财政、用人单位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第四条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分级管理、属地经办”的统筹模式，即在全市范围内执行统一政策，统一缴费基数核定标准、统一缴费费率、统一待遇支付标准、统一费用结算办法、统一经办业务流程、统一信息管理系统。
第五条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扩面征缴任务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目标考核范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职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保险的管理。各级医保中心负责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业务经办。驻麒麟区内的中央、省、市用人单位的医疗保险业务办理由市医保中心负责经办。
财政、地税、物价、卫生、工商、审计、民政、人社、教育、工会等有关部门和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
第二章 费用筹集
第六条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和比例。用人单位以上年度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按10%的比例缴纳，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低于职工缴费基数之和的，以职工缴费基数之和为缴费基数。职工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为基数按2%的比例缴纳。
职工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高于全市在岗职工工资总额300%的，以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300%为基数缴纳；低于60%的，以60%为基数缴纳。个体劳动者以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按12%的比例缴纳。
（三）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或批准退休并达到最低缴费年限规定（男30年，女2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单位和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达到退休年龄，而达不到最低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需按当年的缴费基数和比例一次性补缴满最低缴费年限。
第七条 职工个人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月从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
依法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予退还。
第八条 用人单位依法合并、分立、转让时，由合并、分立、受让的单位缴纳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第九条 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
为建立城镇职工大病补充医疗保险长效机制，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缴费按照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总额的0.4%确定，确定后的标准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50%。为确保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顺利推进，大病保险费用根据运行情况进行调整。
第三章 个人账户资金
第十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为参保人员建立一个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的划入比例为：
（一）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划本年度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4%（含个人缴纳的2%），45周岁及其以上的划本年度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5%（含个人缴纳的2%）。
（二）退休人员划本人基本养老金总额的6%。
第十一条 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门诊医药费和住院医疗费中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但不得提取现金或者挪作他用。
第四章 统筹基金的使用和医疗待遇支付标准
第十二条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统筹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用人单位和个体劳动者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中，按规定比例划入个人账户后的剩余部分。
（二）统筹基金的结余及利息。
（三）政府补助资金。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的,参保人员从当月起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终止医疗保险关系后，从停止缴费的当月停止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 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和标准，严格执行《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项目》等“三个目录”（以下简称三个目录）的规定。符合三个目录的医疗费从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按比例支付,超出范围和标准的费用，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第十五条 统筹基金用于按比例支付起付线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住院医疗费和特殊慢性病门诊医疗费。
（一）按医院等级确定起付线标准。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最多收取2次住院起付费用，具体标准为：参保人员在一级医院住院的第一次住院起付标准400元，第二次200元；在二级医院住院的第一次起付标准500元，第二次300元；在三级医院住院的第一次起付标准600元，第二次400元。
（二）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54800元。起付线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可随全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报市人民政府调整执行。
（三）起付线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在职参保人员从统筹基金中支付85%，个人自付15%；退休人员从统筹基金中支付87%，个人自付13%。
（四）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床位费按医院级别确定。一级医院最高支付标准15元／床·日；二级医院最高支付标准20元／床·日；三级医院最高支付标准30元／床·日。实际床位费低于上述标准的，以实际床位费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高于上述标准的由参保人员自付。
第五章 定点医疗机构与定点零售药店管理
第十六条 持有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可以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申请，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确定为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签订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为参保人员提供医疗保险服务。
第十七条 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建立资格年检制度，每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年检。
第十八条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三个目录，执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及费用结算办法等有关规定，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认真履行医疗服务协议。
第十九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坚持“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保证质量”的原则，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积极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合理控制医疗费用。
第六章 基金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条 医疗保险基金执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实行“市级统筹、分级管理、计划控制、风险调节”的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以统筹基金的拥有量，合理确定统筹基金支出量，制定控制指标。各县（市）区根据参保人员情况及上一年度支出情况等编制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汇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
第二十二条 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储备金制度。
各县（市）区每年按照收入预算的10%筹集风险储备金，风险储备金缴入市级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单独列账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和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三条 风险储备金的支付，各县（市）区在完成基金收入预算的情况下，按规定足额上缴风险储备金，当年基金支付发生困难，用历年结余弥补不够支出的，可以申请调节补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各县（市）区风险基金上缴情况，在上缴数额内提出拨款计划，会同市财政局上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规定程序拨付。
第二十四条 各县（市）区要加强基金管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上交的风险储备金申请使用调节完后，出现的缺口部分由各县（市）区自行承担。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审计部门要依法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七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医疗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或者未按规定申报应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和个人以欺诈、伪造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保待遇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追回骗取的医保基金，视情节轻重，暂停医疗保险支付系统或取消其定点资格，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收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记载管理个人账户，审核、报销、支付医疗费用时徇私舞弊、损公肥私的。
（二）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索贿受贿、谋取私利、贪污、挪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玩忽职守或违反财经纪律造成医疗保险基金重大损失的。
（三）有其他不法行为被投诉，并经查证属实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离休人员、老红军、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医疗待遇不变，医疗费用按原资金渠道解决。
第三十条 因传染病流行、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等因素造成大范围急、危、重伤病员抢救的医疗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综合协调解决。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1 年1 月 1日起施行。涉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按照该法的规定执行。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正当性解读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其学界存有争议，争论焦点有二，即程序公正和解纷效率。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关键词：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二重获得合意；正当性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近年来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广泛采用的一种商事纠纷解决方式，1997年国外关于ADR实践的一个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600多家公司中，大约40％曾经尝试过“仲裁－调解”程序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式的纠纷解决方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泛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任何ADR程序制度，其狭义是指当事人为了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由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狭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称“在仲裁中调解”，其英文原文为Arb-Med。在这种程序中，由同一人士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如果是机构仲裁，则管理仲裁程序的机构和管理调解程序的机构是同一个机构[2]。本文采狭义说。仲裁与调解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仲裁理论和实务界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从纠纷解决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出发，论证了这一纠纷解决制度的正当性。
一、关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争论
（一）赞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观点
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财富论。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调解的尝试早期失败，或者调解人对争议的了解与其说是可能和解的不利条件，不如说是一种财富，调解员调解不成充任仲裁员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和加快争议的最终解决[3]。第二，效益论。此说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会产生良好效益，而单纯的仲裁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4]。第三，职责论。根据这种观点，仲裁员调解案件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仲裁员调解案件并不会造成其职责和角色相混淆，相反，这样会更方便当事人，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5]。第四，信任论。这种观点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当事人的选择，是基于他们对仲裁员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构成了当事人同意由同一人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的基础，实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6]。第五，渐进论。按照此种观点，在仲裁中进行调解时，不是在当事人完成陈述后的瞬间就立即对争议做出决定，仲裁员形成自己的观点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她在调解过程中与当事人会见，谈论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有助于当事人发现自己在该案中的弱点，促进相互了解，纠正误解和忽视，从而有利于纠纷的解决[7]。
（二）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观点
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观点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第一，侵害论。这种观点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对程序正义的侵害。其理由是，仲裁员担任调解员和一方当事人私下会见所获取的信息，使得对方当事人没有机会进行辩论，如果将此信息用于以后的仲裁，在程序上就构成了不能容忍的重大违规[8]。第二，混淆论。此说认为，仲裁程序和调解程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因为调解员的职能和仲裁员的职能有着本质的不同，调解员的职能是帮助他人做出决定，而仲裁员的职能是由第三人独立做出有拘束力的决定，二者职能的混淆会损害调解的效力和仲裁决定的独立性[9]。第三，失控论。依据此说，在调解程序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可以自由发言，这种无序和自由会让调解员难以控制程序；同时，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因为它们是未经宣誓做出的陈述；另外，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使用其在调解阶段获得的材料的可能性也会妨碍当事人畅所欲言，从而对调解不利[10]。第四，危险论。按照这种观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必然导致某种形态的调和危险。仲裁员调解失败转而充任仲裁员，他们将会受到当事人的言辞而非证据的影响，他们会考虑只有一方当事人知道而另一方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接收了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或者探知到了当事人出价的底线，他们在裁决时难免会有实际上的偏袒[11]。
综观上述两派观点，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出，两派争论的焦点有三：第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会混淆仲裁员和调解员的不同角色；第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违反程序公正原则；第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益。
二、分析工具：二重获得合意理论
尊重人、强调人的主体性已成为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纠纷解决领域，主体性理念要求承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最大限度地按照当事人自身的意志解决纠纷。在这方面，以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学者棚濑孝雄认为，关于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的研究尤其要着眼于主体的侧面，特别是程序参加者的相互作用；纠纷处理结果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基础是交涉性的合意，纠纷解决过程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因素是主体与合意；评价纠纷处理过程功能的标准有四个，即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及代价。[12]
笔者深为赞赏棚濑孝雄的观点，不过笔者认为，在其所列出的评价纠纷解决过程功能的四个标准中，纠纷当事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为本质性的标准——尤其是对于仲裁、调解以及它们相互结合的纠纷解决制度而言。因为纠纷解决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当事人而设立而服务的，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其理由是，一方面，纠纷的解决是由当事人合意进行的，其没有理由不满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他们还会有一种人格受到了尊重，被平等对待了的感觉。而这正是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及解决结果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合意，就没有纠纷的最终解决。可以说，当事人的合意是纠纷解决的绝对的正当性原理。由此，棚濑孝雄提出了“二重获得合意”的研究纠纷解决的理论框架，即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均须获得当事人的合意[13]。
那么，以合意为本质特征的调解，能否达到真正的合意呢？答案是：很难。棚濑孝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将对立消除型调解分为判断型、交涉型、治疗型、教化型四种，并认为会因种种困难而在四种调解模式之间出现反复流动的不安定态势，表现出“合意的贫困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合意向“同意”变质，即如果把发现“客观的正确解决”作为调解的目的，调解者的判断就会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对这种判断的“同意”。第二，合意的“好意”化，即合意已不仅仅是在解决纠纷这一点上的意思一致，而且有了约定“消除对立并恢复友好关系”的合意，这样就抑制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导致了其内心并不情愿的妥协。第三，合意向“恣意”的变质，指当事人不能理性地控制合意的内容，强力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
通过分析，棚濑孝雄认为，仲裁同样存在着合意的困难，其理由有二，一是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持有不同利益，二是对仲裁主体的适格性、公正性的怀疑。因此，为获得合意，不得不在仲裁合意的取得和方案的承认这两个环节上都缓和对合意内容的要求，而以获得较弱的合意为目标。同时，仲裁又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尤其是仲裁裁决有着类似于法院判决的效力，让当事人觉得仲裁庭是在向其推销虽然廉价但却质次的正义。故而，当事人往往视仲裁与诉讼一样为畏途[14]。于是，增加仲裁的灵活性以最大可能地获取当事人的合意为目标就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种压力驱使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现代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产生并得到蓬勃发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即是其中一种，其目的在于扬仲裁与调解之长，同时克服二者之短，尊重当事人的自律性，充分发挥当事人自发的秩序形成能力，赋予当事人根据需要灵活地调整程序和实体规范的可能。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并非让其唯我独尊，而是要其成为“相互主体”；强调合意，不是要求你好我好的乡愿，而是要达到求大同、存小异的有原则的自愿；强调交涉，不是指单纯的利益交易，而是指“在法律的阴影之下的交涉”[15]。另外，由于棚濑孝雄的理论是在日本的现代法制度已经定型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不完全适合于正处于制度化初期的我国。不过，由于本文所讨论的是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同诉讼不同，它是一种非讼纠纷解决机制，更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况且经过二十余年的大力建设,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具雏形，为非讼纠纷解决制度提供了法律后盾。所以，笔者认为可以用棚濑孝雄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对之进行分析。
与诉讼这一“法的空间”相似，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程序空间内运行的，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强调获得当事人的合意可以转化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保障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程序利益这一问题，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主要就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通过它们可以实现实体公正和效益。所以以下我们就分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做到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正当性解读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由第三者主持的纠纷解决程序，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要求程序主持者自身做到公正无偏。而仲裁与调解是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是否会使仲裁员的角色同调解员的相混淆，从而导致其丧失中立性，这是我们首先要研究的问题。解决了程序主持者的中立性之外，我们也需要考察整个纠纷解决过程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获得纠纷当事人的合意，实现程序公正。此外，我们还必须考察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能够提高解纷效益。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违反程序正义原则
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而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自然正义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诉讼案件的法官；第二，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英国普通法上程序正义观念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根据美国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大理念。前者是对立法权的一种宪法限制，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而后者涉及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它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布莱克法律辞典》对程序性正当程序之含义的解释为：“任何受判决的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16]由此可见，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有二，即裁判者中立和“两造听证”。因此，我们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程序中解纷者是否中立
仲裁员的职能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对仲裁案件做出决定，而调解员的职能是促进双方和解，而非裁决争议事项。仲裁中的调解要求仲裁员意识到这两个角色的不同，当事人也应当被告知二者身份的不同。这种区分是调解的前提条件。在调解的过程中，仲裁员只是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引导、劝解，也可表达他对争议有关事项的理解和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双方当事人手中。混淆论者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仲裁员调解不成，有可能会利用从一方当事人处得知的信息做出对另一方不利的裁决。然而，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机制能够使仲裁员在做出仲裁裁决时，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来源于双方当事人有机会进行评论的材料和庭审情况，仲裁员守则和仲裁规则也为消除调解不成对后续仲裁的不利影响提供了保障。至于“混淆论者”提出的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得知了一方当事人出价的底线而可能对案件预先形成一个固定的看法，以致违反其中立性。但是，仲裁实践表明，仲裁员是否能保持中立取决于仲裁员的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平，而不取决于他是否进行了调解。再说，仲裁员了解了双方的情况，是更有利于裁决，而不是相反——真正的裁决是建立在弄清案情和双方情况的基础上的。因此，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会混淆仲裁员和调解员角色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仲裁员以调解员的身份同一方当事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单独接触，只是当事人合意的自然延伸，不应认为调解员偏袒一方。况且调解过程是由当事人的共同意思支配的，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来核查调解员是否做到了公正，对于表现出不独立、不公正的调解员，任何一方均可表达对他们的不信任，要求该调解员不参加调解或者由当事人单方行使终止调解权。因此，由同一仲裁员担任调解员，不会减损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2.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程序中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平的参与机会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不会损害多方当事人参与程序的公平机会：第一，当事人的听审权和陈述权在仲裁员开始调解前已经有机会得到行使。调解结束后，仍然有机会就他们认为需要陈述的任何问题作进一步的陈述，也有权要求按照程序的进展举行开庭。第二，仲裁中的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都充分获得有关信息的基础上解决争议的，是否达成协议，完全凭当事人双方决定。仲裁员以调解员的身份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当事人向仲裁员做出陈述，意图在于促进双方谅解和让步。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并不接受任何一方提交的书面材料，仲裁员也尽可能地把自己从一方当事人获得的信息披露给另外一方，以保障双方的充分知情权。第三，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了解到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未曾披露的某些内幕信息，但这些内幕信息有助于调解而无助于仲裁。因为仲裁裁决的做出必须根据双方辩论认可的材料，否则该裁决即构成严重的程序违规。这种违规在没有调解的仲裁程序中也会出现。能否避免此类失误，取决于仲裁员的素质水平和程序管理技术，而不取决于仲裁员是否进行过调解。因此，只要操作得当，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可以保障实现“两造听证”原则的。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益
我国诉讼法学者陈桂明教授认为：程序规范如果不明确或者不稳定，就会使司法资源的使用出现浪费，当事人由于对程序的进行不可预测，会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损失。相反，如果程序规范明确清晰，就会使纠纷解决成本得到控制，该程序就会为当事人所信赖和支持，程序的有序性符合程序效益最大化原则[17]。依此，我们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效益分析如下。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程序上是一个正规的程序
在仲裁的过程中由仲裁员来调解案件，并不是调解和仲裁相互分离，而是仲裁与调解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仲裁员和当事人都充当了调解程序的缔造者和剪裁者，因而使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可预见性可操作性；而且，这种程序包含了当事人的选择，故而也更具灵活性，可以照顾到当事人的特殊要求。这些优点是单纯的仲裁或诉讼程序所不具备的，可以说，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克服了仲裁和调解的一些内在缺陷，结合了二者的优点，提高了纠纷处理的效益。
2、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显著地减少纠纷解决的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
我们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显著减少纠纷处理的成本，理由是：第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当事人意愿的表达和确认，当事人对程序的认知认同能力显著提高，对和解结果以及据此做出的裁判文书的认同感加强，当事人对程序结果的挑战和反抗率显著降低，纠纷外第三人对程序结果的干预与破坏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因而，导致产生错误成本的因素大大地减少了。第二，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程序中，仲裁员和仲裁机构通常收费较低，并且当事人还可避免种种不可预见的额外费用。第三，在实现裁判结果方面，由于调解成功的裁判文书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较之径行仲裁的裁判文书更易得到履行，从而节省了可能的执行费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方当事人拖延履行或者拒不执行的风险。后面两点都减少了当事人的直接成本。
由上述分析可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达到程序公正，提高纠纷解决效益，具有仲裁或调解独自所不具有的优越性，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其正当性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 Thomas JBrgwer Lawrance R.Millers,“Combinning Mediation & Arbitr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Nov,(3),p.34.
[2] 王生长.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理论与实务[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8－80.
[3] [美]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65－666.
[4] The Rt.Hon.Sir Michael Kerr,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Involvement in Dispute Resolution, 64 Arbitrtion (August 1998),p.175.
[5] Pieter Sanders, The 1996 Alexander Lecture, Cross-Border Arbitration-A View on the Future, 62 Arbitration (August 1996),p.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