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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工作，有效保护和利用档案，充分发挥档案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本办法所称档案工作，是指档案行政管理，档案收集、整理、保管、提供利用及档案教育、科研、宣传、外事活动等工作。
第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公民，都应遵守档案法律、法规，履行保护档案的义务。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将档案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落实人员编制，统筹安排各级国家档案馆保管、保护、抢救档案所需的经费，并逐步增加对档案事业和投入。
第五条 档案工作应当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利用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重视档案法制宣传，对向国家损赠重要、珍贵档案或者在档案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七条 省档案局是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省档案工作，负责本办法的实施，对全省的档案事业依法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监督和指导。
市（地）州、县（市、区）档案局是本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档案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定人员负责保管本机关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指导。
第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保证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所设立的档案机构或配备的专兼职档案工作的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九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
档案馆的设置和布局方案，按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省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具备档案和相关专业知识，并级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合格。
档案工作人员应遵守档案法律、法规和规章，忠于职守，保守秘密，热情服务。
档案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材料，按国家规定应当归档的，由文秘或其他业务部门整理立卷，按时向本单位档案机构移交，集中管理不得拒绝归档。
国家规定不得归档的材料，禁止擅自归档。
第十二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项目和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在验收、鉴定前，应先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科学技术主管部门会同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档案进行验收。县级以上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在验收、鉴定前，应先由档案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科学技术行
政主管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档案进行验收。
第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移交的，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可延期移交。
撤销、合并后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清理、移交。
破产企业的档案，经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向有关档案馆移交。
第十四条 禁止出卖或赠送、转让、交换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产转让时，转让有关档案应按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具有保存价值或应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妥善保管。对因保管条件恶劣或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档案损毁或不安全的，各级国家档案馆有权代为保管或采取其他措施，确保档案的完整和安全；必要时可以收购或征购。
前款所列档案，档案所有人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出卖或损赠。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卖的，应事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国家档案馆有优先购买权。
第十六条 严禁倒卖档案牟利。
严禁将档案卖给或赠送给境外组织或个人。
第十七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档案以及这些档案的复制件，禁止私自携带、运输、邮寄出境。需要出境的，应经省级主管部门同意，并报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海关凭批准文件查验放行。
第十八条 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主要由国家拨给经费的团体或组织的档案，归国家所有。其他社会组织的档案属于该组织所有。
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档案，属于投资者共同所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个人在非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或者因继承、受赠获得的档案属于个人所有。
第十九条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单位保管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
档案馆和上述单位在档案的利用方面应当相互协作，可以交换档案的复制件、重复件及目录。
第二十条 档案馆和拥有档案的单位，应根据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定期对档案进行鉴定，确定档案的保存价值和保管期，销毁不需要保存的档案。
销毁档案严格审批手续，禁止擅自销毁档案。
第二十一条 保密档案的管理和利用，档案密级的确定、变更和解密，必须按照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和法规办理。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建立档案登记统计制度，按照规定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统计资料。
第二十三条 档案馆建筑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档案馆周边环境应根据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予以保护。
档案馆和各单位档案机构的库房应具备防火、防盗、防尘、防潮、防蛀、防高温和防御有害生物、有害气体的条件和设施、确保档案安全。
第二十四条 档案馆和各单位对霉烂、虫蛀、破损、字迹褪变的档案，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
第二十五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应当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便于对档案的利用；配备必要的设施，确保档案的安全；采用先进技术，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对各单位档案工作进行评审，确定其档案管理的等级。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七条 各级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按国家规定执行。
档案馆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并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简化手续，提供方便。
第二十八条 中国公民凭个人身份证或工作证、单位凭组织介绍信可以到地方的国家档案馆利用已开放的档案。
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和华侨凭回乡证或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到档案馆利用本人或亲属的历史证明；凭邀请、合作、接待单位的介绍，经档案馆同意可以利用其他已开放的档案。
外国人或境外组织利用省档案馆已开放的档案，向该馆提出申请；利用省内其他档案馆已开放的档案，向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按照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申请利用各级国家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和各单位保存的档案。对符合条件的档案利用者，档案保存单位及时提供使用。
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利用合资、合作中方单位原有档案的，按照双方协议、合同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属国家所有的档案，档案馆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通过下列形式向社会公布：
（一）编辑出版、陈列展览档案；
（二）依照规定出售和散发、张贴档案复制件；
（三）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播放、展示档案。
未经档案馆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属国家所有的档案。
第三十一条 向档案馆移交、寄存、损赠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有优先使用的权利，并可对其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份提出限制使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
对寄存的档案馆的档案，未经档案所有者的同意，档案馆不得提供他人利用和公布。
第三十二条 需要公布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档案，事先应经所在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档案所有者不得擅自公布。
第三十三条 提供利用属国家所有的重要或珍贵档案，应当是档案原件的复制件。档案复制件经档案保管单位盖章后，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利用价值引证和效力。
第三十四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按规定实行有偿或无偿服务。收费标准和项目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物价、财政部门共同制作。
第三十五条 全省要逐步建立以省档案为中心，市（地）州、县（市、区）国家档案馆为主体，各级各类档案馆相联通的档案信息网络。全省档案信息网络的管理办法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违反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
（五）倒卖档案牟取暴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境外组织或个人的；
（六）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
（七）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
（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二、三项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轻重，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有前款四、五项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轻重，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
可对企事业单位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对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同时依法征购被出卖或赠送、转让的档案。
档案损失的赔偿标准，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专家、鉴定人员共同评估确定。
行政处分的具体办法，由省行政监察机关制定。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规定携带、运输、邮寄或档案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视其情节轻重，并可对责任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单位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海关没收的档案或档案复制件，应移交给档
案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八条 违反档案管理规定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民事权利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档案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检察、实施行政处罚，应出示统一印制的执法证件和出具统一印制的罚没收据、处罚决定书或责令赔偿损失通知书。
有关罚没款项的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档案行政管理人员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失密泄密的，由所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外资企业的档案工作，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2月24日
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发表时间：199801

裁判离婚标准作为诉讼离婚的起因和归结，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多种角色，包容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一般规范模式，构成判决离婚赖以认定和适用的普通标准；其次，它是法院在每一个诉讼离婚的操作过程中据以决定是否裁判离婚的强制性法定条件；第三，它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离婚纠纷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事实，被称作法定离婚原因；第四，它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此，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不仅展示了离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离婚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范围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法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对裁判离婚标准的理论研究，既能直面有关离婚制度的表层形式，亦能透彻把握该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海峡两岸有关离婚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为谋求妥当处理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祖国大陆离婚法与台湾地区“离婚法”的诸多冲突及其适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对两岸不同的裁判离婚标准进行阐释。


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规定，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裁判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界定：首先，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表述形式，可概括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其次，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概括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第三，根据裁判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功能作用，可概括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第四，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概括为绝对离婚标准主义和相对离婚标准主义。所谓绝对离婚标准，又叫绝对离婚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指明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的离婚标准，又叫相对离婚理由，指当事人虽然确证具备法定离婚理由，但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可归结到这四个方面，凸现其相同、相近或相异的理论内涵。


作为成文法规范的直接表现，海峡两岸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都是分别集中于各自亲属法的一个条文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2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1）重婚者；（2）与人通奸者；（3）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能同居之虐待者；（4）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6）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恶疾者；（8）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
）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以此条文为逻辑起点，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路，对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展开研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就裁判离婚标准的文字表达形式分析，台湾地区实行例示主义，祖国大陆采取抽象概括主义

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改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一直沿用1930年“民法典”亲属编以具体列举形式规定的10种裁判离婚理由，将诉讼离婚严格限制在法律所列举的10种情形之中，严重阻碍了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不能适应婚姻关系千差万别的内在运行规律，表现出多重局限和缺漏，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多方检讨和批驳。因此，1985年修改后的“亲属法”抛弃了具体列举主义，改采例示主义，即首先列举了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10种具体离婚原因或理由，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诉请裁判离婚；然后又概括指出“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确立了一个模糊、抽象的外延不确定的尺度，使裁判离婚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运用。这样，一方面明确具体地列举可以把握的某些离婚原因，作为通常情况下认定掌握的标准，使某些诉讼离婚对号入座，有据可引；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原因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从而弥补具体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的局限。基于此，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例示说明或典型表现，而概括性规定又是对列举性规定的补充和扩展，两者共生同存，相得益彰，使法律标准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稳定而不僵化，原则性与实际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显示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祖国大陆婚姻法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中即见雏形，经过新中国30多年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至1980年颁布的现行婚姻法而完全定型，最终确立了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主义模式。这种概括主义模式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多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裁判离婚标准。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次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


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概括的裁判离婚标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两个方面：一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二是调解无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其中，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法定条件；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标准，其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感情确已破裂在离婚标准中具有主导的决定意义，调解无效则处于从属的辅助性地位。无论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核心标准在于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所以，人们通常只认为感情确已破裂才是裁判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非没有道理或不正确。


以抽象概括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和改革的现实与趋势，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把握了离婚原因的实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


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


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


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


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