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海关总署办公厅关于启用新制“机电产品进口专用章”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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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目前行政诉讼案件大部分通过协调，促使诉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原告或上诉人撤诉结案。《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对撤诉都有明确的规定。撤诉后的案件，大部分实现了案结事了，对官民和谐、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案结事未了”情况。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对在审判实践中所进行的“协调”的范围、程序、规则，以及协调的结果的法律效力没有明确规定，和解协议主要靠各方当事人自觉履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任何一方反悔不履行协议，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形成尴尬的局面。因此规范撤诉行为，对协调和解内容予以确认并赋予法律约束力，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
一、协调撤诉的法律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保障公民权利、促进依法行政管理、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制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该制度自身的局限在实践当中也就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如行政诉讼机制不畅，导致行政诉讼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值下降。较之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显得无足轻重。行政审判专业人员匮乏，基层法院审判人员总体少，案件总体数量多，行政审判专业化难以实现。受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执法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行政诉讼难以做到维护、支持、监督的职能顺利实现。在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下，部分法院行政审判进行创新性思维，积极探索行政诉讼的协调机制，大胆地尝试采用协调方式结案，化解复杂、疑难的行政纷争，使大批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法院介入协调下，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撤诉结案。目前，大部分行政案件撤诉，是行政诉讼的一大亮点。原告与被告、原告与第三人和解后而撤诉的案件居高以及实践证明，某些行政争议单纯的通过法院判决来处理，往往社会效果不见得很好，出现“官了民不了，案结事不了”的现象。国家设置行政诉讼制度，一方面可以防止因行政权的扩张或懈怠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另一方面在行政体系外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开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通过司法程序让相对人有说话的地方和机会，以缓和、化解官民冲突。近年来法院转变过去判多调少的审判思维，建立起多元化的行政诉讼协调机制，一是定期召开法院和行政机关联席会议，并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对行政机关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告知，让行政机关清楚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之所在，以掌握协调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在协调工作中依照案件的不同情况，找准切入点，采取灵活的协调方法，努力化解行政争议；三是利用当事人的上级机关，基层组织、族群、朋友、代理人做好协调工作力争每起行政案件都“案结事了”； 四是建立大案、要案汇报制度。对大案、要案及时向党政领导机关、人大、政协汇报，报告、反映案件情况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借助各方力量协助解决行政纠纷。

二、撤诉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对撤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原告或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或者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者上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四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而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和第二条“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一）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二）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四）第三人无异议”。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行政诉讼案件在原告与被告和解，或者原告与第三人和解后而撤诉的案件居高以及实践证明，某些行政争议单纯的通过法院判决来处理，往往社会效果并不见得很好，出现“官了民不了，案结事不了”的现象。国家设置行政诉讼制度，一方面可以防止因行政权的扩张或懈怠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另一方面在行政体系外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开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通过司法程序让相对人有说理的地方和机会，以缓和、化解官民冲突。和谐社会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社会，行政诉讼就是要缓和、化解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矛盾。

三、撤诉的种类

撤诉根据审级不同，可分为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两类。撤回起诉是原告自起诉立案之日起至法院判决、裁定宣告前，原告主动撤诉。撤回上诉，是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或裁定自上诉立案之日起至二审法院判决、裁定宣告前，撤回上诉。

四、撤诉的条件

撤诉的主体分为原告和上诉人。换言之，撤诉的主体为一审行政案件的原告或二审行政案件的上诉人。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撤诉的条件有两大类：

（一）主动申请撤诉的条件：1、行政案件立案后至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2、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

（二）视为申请撤诉的条件：1、原告或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按撤诉处理；2、原告或上诉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可以按撤诉处理；3、原告或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五、撤诉的法律后果

行政诉讼的原告或上诉人撤诉后的法律后果：1、导致诉讼终结；2、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原告或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诉处理的，原告如果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者上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但目前存在着虽然案件以撤诉结案，但“事未了”。因为这部分的撤诉案件是通过协调促使当事人和解后而原告撤诉的。行政诉讼中的撤诉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形：1、原告起诉后，认识到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正确因而主动申请撤诉；2、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3、行政裁决案件中，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和解，原告申请撤诉。上述几种情形中，大多数是法院找原、被告和第三人进行“协商”、“协调”的结果，尤其是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在发现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了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有时法院主动找行政机关协调，向行政机关分析其行政行为的违法的情形或存在的瑕疵，促使被告主动撤销或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促成原告撤诉。虽然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有大量的行政案件是通过法院“协调”后原告撤诉而结案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案结事了”的效果。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由于缺少立法上的规范，在审判实践中常出现的问题：1、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对在审判实践中所进行的协调的范围、程序、规则，以及协调的结果的法律效力等都值得探究。由于行政案件通过协调达成的协议，无法象民商事审判那样，用调解书的形式将协议的内容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定下来，因而和解协议主要靠各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就目前而言其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当事人任何一方反悔不履行协议，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容易形成尴尬的局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后，原告对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撤诉后，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如果对和解协议内容置之不理时，相对人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又不能寻求司法救济，司法保护的大门对相对人来说形同虚设。2、是法院丧失了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的功能。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是权利救济机关，又负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实践中，为了片面的追求协调结案，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有可能出现是非不分的协调，“和稀泥”的协调，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撤诉“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把握不严。目前看来，几乎没有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不准许撤诉的裁定的。3、是我国现行体制下，行政机关的“败诉率”直接影响其声誉和公信力，有些地方还作为年度考评、职务晋升的依据。被告为了达到不“败诉”目的，可能无原则的牺牲公共利益，或者胁迫或变相的胁迫原告接受和解并撤诉，或者对法院恩威并施，以不惜牺牲公共利益或损坏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找原告以利诱等手段动员原告撤诉。4、是行政案件多数是由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较大，化解难，涉及信访的多。行政机关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法院为了不引起涉诉信访案件，只要原告撤诉，一律裁定准予撤诉。撤诉后，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如果对和解协议内容置之不理时，相对人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又不能寻求司法救济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对原告撤诉行为的审查，对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予以确认并赋予法律约束力，维护、支持、监督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切实做到“案结事了”，构建和谐社会。
乘人掉车之机拿包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李崇军

[案情]
2004年3月7日上午，魏龙兵从吉水县城搭乘公共汽车往南昌市，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当汽车行驶到新干县附近时，驾驶员停车加油。坐在魏龙兵旁边的乘客毛昌仁将随身携带的一只塑料袋（内有用报纸包住的一捆钱共20000元及一件上衣）放在自己的座位上，下车方便与购买食物。当客车加油完毕，驾驶员未清点旅客是否都已上车，即启动车辆继续行驶，毛昌仁因此掉车。此时，魏龙兵发现毛昌仁未上车，便将毛放在座位上的塑料袋取过来，见袋内有一捆钱，便偷偷地拿出钱来，藏在自己的衣袋里。毛昌仁掉车后，急忙拦截“的士”追赶十余分钟赶上客车，上车后发现那捆钱不见了，便询问周围旅客是否有人拿了。见无人出声，毛昌仁便叫驾驶员返回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由公安人员处理。这时魏龙兵出来阻挠，讲自己到南昌有急事，如果耽误了谁也负担不起，不同意将车开往新干县城。驾驶员不理，径直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在公安人员的教育下，魏龙兵承认拿了毛昌仁的钱，并当场交出。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魏龙兵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乘客毛昌仁的一时疏忽而掉车，对其放在座位上装有20000元人民币的塑料袋已失去控制，这些财物属遗失物，魏龙兵将其中的20000元捡起来意图占为己有，其行为仅属于民法上的恶意占有，属于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魏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毛昌仁放在座位上的财物不属于遗失物。所谓遗失物，是指由于持有者一时疏忽而脱离了自己和有关人员控制范围的财物。其特点是：持有人不知该物失落何方，自己也难以寻找。而本案中的毛昌仁虽然因掉车而把财物遗留在自己的座位上，暂时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但他对这些财物的存放地点是清楚的，并且立即另行搭车追赶寻找。同时这些财物暂时脱离了毛昌仁的控制，但汽车驾驶员、售票员对其仍有控制、掌管的责任，实际上这些财物也仍在驾驶员、售票员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魏龙兵取走的财物，与在无人控制的场所捡得遗失物是不同的。
2、魏龙兵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而是盗窃。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或者合同根据，因他人财物受到损失而获得利益。不当得利人在获得利益之前，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即使是恶意占有，也只是不当得利人在取得不当得利时，明知没有合法根据而接受，并且不当得利的事实出现，往往是对方或第三者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不当得利人的违法行为所造成。从本案看，魏龙兵发现同车乘客毛昌仁，因掉车而留下装有巨款的塑料包时，即产生了非法占有这20000元钱款的故意，并且乘人不注意时偷偷地将包内钱款取出，藏在自己的衣袋里。当失主毛昌仁赶回查找时，魏仍默不作声，不肯承认自己拿了钱，并且阻挠把车开往公安机关查处。这足以表明魏龙兵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20000元钱款的故意，并在客观上也采用了秘密窃取的方法将20000元钱款藏入自己衣袋的行为，其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特征，构成了盗窃罪。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