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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发挥能动性，加强人大执法检查的几点思考

王维新

完善和加强人大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进入现代法治社会，检察机关在法制统一原则和公开透明原则规制的执法环境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更应当自觉地接受人大的监督。法治的进步和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要求彻底改变现阶段人大对检察工作监督存在着法律至上性与现实中的结构性弱化之间的强烈反差，真正实现人大对检察工作监督的超系统、跨机构的现实的最高国家权威性。这既是人大司法监督职能的强化与规范化过程，也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健全接受人大监督机制，以监督为支持，借人大监督促检察监督的互动过程。要使接受人大监督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无序到有序，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对于人大以及检察机关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有审议工作报告、人事任免、执法检查、评议、质询、交办、调查、个案监督、法律监督文书等等。其中，执法检查最为常用。关于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8月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执法检查的组织、活动原则、主要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组织几次执法检查。这些执法检查，或是专门针对检察机关的，如《检察官法》执行情况检查；或是针对某一法律，如《刑诉法》的贯彻执行情况检查；还有的针对某一专项行动，如“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执法活动检查。执法检查是执法评议的基础和依据之一，这些检查对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提高检察队伍执法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避免执法检查和评议流于空泛和形式，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加强和改进。而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将从中发挥积极有效的辅助功能，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检查主体的专业水准。检察机关及有关职能部门的业务，如不捕、不诉的法律分析、抗诉审查等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而系统、机构之间的分工、配合、制约关系又较为复杂。执法检查本身对监督者监督水平提出了考验。
　在提高检查主体的专业水准方面，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发挥能动作用：一是作专业讲解，向人大代表、委员讲解有关检察业务的基础常识，对检务公开和检察工作报告包括的专业知识进行重点介绍。二是在执法情况报告后附注有关专业解释和法律依据以便对照检查，将执法检查的具体内容分项逐案列表说明，使检查评议一目了然，简单方便，同时也使监督者更熟悉掌握相关业务。三是建议在检查组成员中增加司法实践者和法学研究者的比例，使检查组更具权威性。虽然上述措施并不能根本改善人大的专业化问题，但对于经验积累和具体操作仍不乏促进和优化作用。
　（二）建议重点监督检查内容。就针对检察机关或政法系统的执法检查而言，错案追究责任制等办案制度和办案纪律约束最严格的，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以及公检法三家矛盾最突出的执法权力和环节，是执法监督的关键和实质所在。接受人大执法检查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检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防止执法权力被滥用或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保障公正执法。既然是监督制约机制就应当着重针对最要害最薄弱的环节，否则，忽略或规避都可能产生不公正甚至腐败的隐患。
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向人大提出需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内容的建议，并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主动邀请人大进行执法检查，提供相关的内容目录附注说明，列举不捕、不起诉公开听证、自侦案件强制措施及犯罪预防、人大交办工作、检察长接待日工作等方面供人大常委会选择定夺。因为人大代表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最能反映人民的满意程度。主动建议检查内容，事实上是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将检察执法质量与效果通过人大的检查和评议进行最严格的验收。当然，这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是检察权的内在必然要求。对检查内容的建议，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检察机关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人大监督之下的端正态度和公正执法的信念。
（三）确保检查形式的真实性。现实中，大多数执法检查都经过事先长期的准备，在可预见和“包装”的情况下，采取书面检查、听汇报、开座谈会等形式，难免有走过场之嫌。被检查者以应付的思想进行迎检部署和材料准备，补缺补漏，扬长避短，报喜不报忧，结果是皆大欢喜。这显然有损法律至上的严肃性和人大的权威，造成人大监督“虚化”效应。对检察职能的全面正确履行也有害无益。
net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以平常心对待执法检查，保持执法标准的一贯性和公开接受监督的经常性。首先要求杜绝为迎接检查而“造假”的不良现象，敢于暴露问题，正视检查结果。其次要深化检务公开，把日常的执法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经常向有关部门通报工作，定期向人大报送专项和综合的执法质量分析、调研报告等，把定时间、定内容、定形式的执法检查向平时的各个具体的执法行为延伸，从而使检查评议客观真实地反映执法质量与执法水平。最后，应当主动欢迎人大执法检查采取暗访式、突击检查式、抽查式以及交叉检查式等不确定性形式，使检查结果不含水份。
（四）巩固检查效果的持久性。执法检查的阶段性似乎成为思维定势，忙过一阵下次从头再来。要进一步巩固检查的效果，检察机关还是应当从自身重视和配合上入手。首先，要坚持一检查一整改一反馈制度，认真从检查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整改措施，狠抓落实。尤其针对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和要检查评议中过问的具体事项，要作为督办事项，由检察长亲自督促，指定业务骨干具体承办，在期限内及时办结并书面正式行文向人大报告反馈。针对人大代表在执法评议中询问的有关个案，逐一进行了书面答复，对法制委委员指出的不足之处，全部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方案，由专人负责落实，并定期反馈改进效果。其次，要将执法检查评议中的成绩与问题、表扬与批评和具体的责任人对号入座，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奖勤罚懒，赏罚分明。最后，要主动向人大了解检查活动的总体情况以及其中可以借鉴的得与失，主动与其它单位横向对比，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如此一来，不但检察机关内部对执法检查评议的不正确态度得到纠正，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制约效力，从而促进执法责任的落实；对于人大而言，检察机关对检查评议结果的高度重视和整改落实则有助于强人化大的监督意识，维护人大监督的法律尊严。


作者：王维新
邮编：722400
地址：陕西省岐山县检察院
电话：13992757692
电子信箱：woxing0802@163.com

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王思鲁
　　 ————庭辩艺术鉴赏丛书之二————


《无罪辩护——直击王者之辩 开启成功之门》


前言


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www.jylawyer.com）首席律师王思鲁)



【金玉良言】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责任与天职。无罪辩护本应是律师的神圣职责，律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

【金玉良言】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是可以在夹缝中求希望的。

【金玉良言】对律师来说，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驰骋辩护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应该承认，在时下的司法环境中，无罪辩护走得相当曲折。因为评价案件质量的指标之一是无罪判决率的高低，因此导致有关部门及人士对无罪判决率的空前追求，上至上级领导，下至本院领导一而再地三令五申，某些地方的司法部门把“若干年无罪判决率是零”作为成绩大肆渲染，另有一些部门甚至将无罪判决率与评优和提职等联系起来，从而助长了司法机关乃至其工作人员对无罪判决率的疯狂追逐。而法院往往也因受到社会氛围、制度牵制的影响，束手无策，为避免重重障碍，作出的无罪判决寥寥无几。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在中国，成功的无罪辩护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43.7万件，其中，免予刑事处分的占1．42%；宣告无罪的只占0．43%。直至1998年—2002年，比例才有所提升。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五年来，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对不构成犯罪的1万多名自诉案件被告人、1.7万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的立法精神。
但是好景不长，在2002年之后，无罪辩护成功率在中国又呈下滑趋势。据《最高检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无罪判决率由2002年的1．8‰下降到2005年的0．49‰ 。
应该坦然，现实中，可以说“无罪判决难，难于上青天”。是否应采纳无罪证据，是否应作出无罪判决，释放被告人，往往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和证据事实的问题，而是要受到环境或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是重配合而轻制约的，形成了无须戳破的“秘密”──公检法仍然是一家。由于案件质量是检察工作的主线，法院的无罪判决又被作为衡量公安、检察机关是否办了“错案”的标准，进而作为决定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因此，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时通常会很“慎重”，公安、检察机关的利益首当其冲地成为重要的考虑对象，十分看重与同在党的领导下的公、检、法机关的协商解决。这种公、检、法机关内部协调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甚至用作经验来炫耀。法院拿到案件后，先进行审查，觉得有问题，就让检察院撤回去，另作处理。实践中存在的“实报实销”（被告人已经被关了多久、就判处多长刑期）、对在押被告人判处缓刑、允许检察机关撤诉等等，都是一种折衷的“双赢”处理方法。法院作出这种处理后，公安、检察人员即可摆脱“错案”的追究责任，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必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被告人也因从羁押中重获自由，往往会“见好就收”，默默接受司法机关给的“难能可贵的自由”，而不再话语！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订颁行后，许多人以为律师的冬天终于过去，春天欣然地来临，刑事辩护律师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但结果却令人们大失所望，自新法实施至今，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却越来越多，刑事辩护愈来愈难。某些司法人员法律意识淡簿，法律水平一般，可“官本位”思想严重，他们将司法机关视为“衙门”，时常对律师作威作福，《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更是被用作“向辩护律师横空刺出的一柄达摩克里斯利剑”，高高地悬在律师的头上，准备在关键时候落下，给律师点颜色看看。遇到律师在庭审中提出相左或新的观点、论据时，他们就“竭尽全力”地或压制，或打击。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中，一旦发生证人拒证、翻供或串供等情况，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律师为了胜诉，为了自身利益，在捣鬼，暗地诱证人。更有甚者，或因律师推翻了控方的指控，或因律师提出了与控方不同的证据，就被怀疑提供了伪证，而给律师盖上“伪证罪”、“包庇罪”、“妨害作证罪”的帽子，强行入罪！据有关统计，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而“蒙难”的案件呈直线上升。仅《刑事诉讼法》修订颁行后的一年内，全国就有一百多个律师被抓被判。例如，1997年3月，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刘正清律师受一被指控受贿罪的被告人的委托，担任被告人上诉的辩护人。刘律师接受委托后，经过详细的调查，最后认为被告人获得的2万余元款项，属于借贷关系，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结果，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而云溪区检察院却因刘正清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参与本案，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多份证言，导致证据冲突、混乱，致使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重审的，因此，检察院认为这是刘律师在背后捣鬼、引诱的结果。所以，于1997年11月5日，在刘律师作完该案重审辩护后，刚走出法院大门时，即被检察院以“问话”为由，强行带到了检察院，随即以“妨害证据罪”批捕。案件发生以后，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审理中，法庭与旁听律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数名律师被殴打、扣押。直至1998年3月，检察机关才撤销了该案件，此事终算落下帷幕，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困惑与思考。
此外，刑事辩护律师的风险还有来自当事人。因代理刑事案件被对方当事人毁容，或抠眼珠，或威胁恐吓。甚至连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也会打击自己。例如，2004年，在河南省原阳县就发生过一名辩护律师因自己恪守律师职业纪律和执业道德，没有按照当事人家属要求为被告人串供而遭到陷害，而被错误逮捕，招来了牢狱之灾。
公安、检察机关的错抓、错拘，或乱抓、乱拘，对方当事人的打击报复，甚至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恩将仇报，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恐慌心理：自己为被告人辩护，反而自己也成为了被告人，以致刑事辩护成为律师执业的雷区，绝大多数的律师都不敢贸然涉及。有的律师直接宣称不接刑事案件，有的律师事务所为了防范风险，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据有关统计，目前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参与率下降至不足30％，使得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刑事辩护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难怪有律师由衷感概，“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当然，这并不是说律师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在律师参差不齐的队伍中，难免“鱼龙混杂”，出现个别“害群之马”，有的的确已构成了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不冤枉，但有的人对个别律师涉嫌犯罪幸灾乐祸，他们趁此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力图贬低律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有人或认为辩护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因为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人都是坏人；或认为律师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或认为律师是“伶牙俐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或认为律师是 “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甚至认为律师是为一个明显有罪的委托人辩护，看来该律师自己也好不了多少。还存在一些人责难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司法机关“雪上加霜”，“长坏人士气，灭国家权力威风”，导致被告人抗拒服法，降低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效力。于是，就有人建议：“要明文规定，对乱作无罪辩护，屡教不改者，吊销其律师执照。”其实，刑事辩护律师本来是为当事人洗清罪名、免受冤屈，替被告人说话是其职责所在，但在诉讼过程中，面对滥施权力的机关，乱用职权的“老爷”，律师自己也只能束手被擒，发出了“谁来为律师辩护”的无限感慨。
毫无疑问，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责任与天职。无罪辩护本应是律师的神圣职责，律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无论是王张江姚“四人帮”、还是邓斌、陈希同等被告，在法院审判并作出判决之前，他们都不是罪犯，依法都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曾说过：“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维护、帮助当事人行使其应有的辩护权利，是律师的职责所在。但为他们辩护，并不代表律师就认可或欣赏他们的行为。对此，美国最著名的辩护律师之一艾伦·德肖微茨也曾作过精辟的阐释：“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希望我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象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道理。”
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是可以在夹缝中求希望的。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杀妻骗保”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学、王洪武兄弟宣判无罪，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无罪，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名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发回重审后被改判死缓的杀人、抢劫疑犯宣告无罪。在我们的以往经验中，成功的无罪辩护也不鲜见。如：马X明涉嫌共同巨额贩毒被判无罪，龚X涉嫌合同诈骗及虚报注册资本被判无罪案等等诸多成功无罪辩护案例。在不甚理想的司法现实中，律师也只有在深谙国情基础上，专业地、有技巧地进行“中国式”的辩护，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做到“以经典辩护成就品牌，以满腔热血推动法治”。多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使我们认识到：追求最出色的刑事辩护，首先，必须避开职业陷阱，否则，全功尽弃。其次，更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开放的办案思维、高超的论辩技巧和无畏的时代精神。如同胡乔木同志在第一届全国律师大会上所说：“你带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曾说：“律师本身应是法制建设里面最好的一面镜子，律师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律师里看到的东西最清楚，碰到的问题最深刻，所受的切肤之痛比别人更多。” 对律师来说，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驰骋辩护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一直思考，如何将我们的实战经验，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老子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因此，我们整理了这本全面、深度描述无罪辩护案例的专著。所选案例均是我们多年执业的精髓所得。希望读者能从中受到启迪。“庙廊之才，非一木之枝”，区区微衷，尚请贤明鉴之。
鲁迅有句名言，相信大家都记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转轨阶段的中国，法治的进程必定是充满荆棘，时代需要有挑战强权的大无畏精神，地狱之门向我们趟开着，让我们一起用满腔的热血去换取中国的法治吧！